刻字艺术在我国艺术史上源远流长。远在八千六百多年前，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存在龟甲、石器上的刻画符号，之后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摩崖、瓦当、碑刻、汉画像石等又使刻字在不同材质上得以发展，刻字在具有实用性的同时，独立成为一种艺术门类。而今天的现代刻字艺术，从色彩、刀法、字法上都是对古代刻字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正因为它从传统刻字中汲取养料，才能在艺术之林中大放异彩，具有生命力。
现代刻字艺术是以木质板材为主要材质，使用刻刀进行加工，以书法为本体，运用木材的肌理和刀法表现书法的线条。在完成“刻字”的步骤之后，还要依据刻字作品的主题和其书法本身，对刻字作品进行上色。
纵观历届全国刻字艺术展的获奖和入展作品，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刻字艺术的成长。如果要分析现代刻字的表现语言，我们可以以王志安的刻字作品《历史遗迹》为例(见图1)：这件作品从字法上，精确地再现了《张迁碑》等古代法帖，并用隶书书写主题“历史遗迹”四字，苍茫、浑穆、大气。以不同的刀具和刀法体现了线条的书写感。布局上采用了立体分层，平面阴刻和减地阳刻相结合，层次分明。各个层面分别运用了不同的刀法表达了各异的质感，从而使作品更加生动。
现代刻字艺术中的刀法一方面从印章、瓦当、碑刻、汉画像石、摩崖中来，另一方面又集所有刊刻表现语言之大成，将各种元素成功糅合在一起，使现代刻字从传统中来，又区别于传统刻字。
从大的方面讲，不外有阴刻与阳刻两种。另外，现代刻字注重处理底子和字的肌理，这也是现代刻字刀法的一个重要组成。所以，本文从阴刻刀法、阳刻刀法、底子和字面肌理的处理三个方面找寻现代刻字刀法在古代传统刻字艺术中的存在。
一、阴刻刀法溯源
阴刻，是用刻刀在平面上向下刻出的低于平面表面凹下去的形状。阴刻在刀法上又分为单刀阴刻和双刀阴刻两种。阴刻是我国古代刻印、刻碑文、刻摩崖等时所使用的主要手法。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出现用于记事的刻划符号。之后，甲骨刻辞与青铜器铭文相继出现。可以说，刻字艺术是伴随着文字一起产生的。刻字在文字产生早期主要用于记事，在形式上也选择较为简单的单刀阴刻，如殷商武丁早期征讨卜辞（见图2）。在秦汉时期，单刀阴刻的形式也被广泛应用。山东曲阜境内的西汉时期的九龙山王陵塞石题刻、《五凤刻石》（见图3）、《莱子侯刻石》等刻石的刀法都属于单刀阴刻。
随着书体形态的演变，用笔的丰富性促使刊刻技法的提高。魏碑、四山摩崖等虽然也是阴刻，但是明显不是单刀阴刻（见图4、图5）。
阴刻在现代刻字中运用广泛，在第一届全国刻字艺术展的参展作品中，大多数作者思维受到传统刻碑刻匾局限，单纯的阴刻作品较多。在以后几届的全国刻字展中，现代刻字和主题性刻字的思维觉醒，阴刻趋向于阳刻相融合，成为表现现代刻字作品层次的一种手段，如吕如雄的刻字作品《不二法门》（见图6）。与僧安道一所书的摩崖巨刻“大空王佛”（参考图5的“大空王佛”摩崖石刻复制品）就有颇多契合之处。《不二法门》与“大空王佛”在刀法上都使用平地阴刻。在“大空王佛”中，“大”字的捺笔与其横画和撇画叠压，“王”中间一竖与其他三横叠压。这种刀法使摩崖“大空王佛”更生动，视觉上更加立体。吕如雄的刻字作品《不二法门》，“不”“二”“法”三字纵向穿插，“门”字右侧与“不”“二”“法”三字横向叠压，与“大空王佛”的异曲同工之妙，层次丰富而不杂乱。
二、阳刻刀法溯源
(一）阳刻基本刀法在传统刻字艺术和现代刻字艺术中的应用
阳刻在传统雕刻中被称为“减地起阳”，即把画笔留下，笔画以外的地方刻去，形成立体线条，即“阳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刻字手法也逐渐丰富，并越来越具有装饰性。在一些碑刻中，出现碑额内容为阳刻，正文为阴刻的形式，如北齐天宝九年的《崔氏宗门宝塔之颂》碑。或者碑额与正文皆为阴刻，但在碑额处雕刻佛龛，双龙等图形，如《北齐天宝五年造像题记》（见图7）。
另外，在汉画像石当中，阳刻与阴刻的结合与现代刻字的表现手法更加相似。一些汉画像石，并不是单一的阳刻或阴刻，或者单纯的把阳刻与阴刻放在一起，而是在同一空间内将阴刻与阳刻有机融合在一起，将二维空间演变为三维空间，呈现多层次的美感（见图8、图9）
由于现代刻字运用木质板材，所以它在表现阴刻与阳刻相融合的技法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人们可以运用立体分层的手法来表现刻字作品的主题，例如王志安的刻字作品《历史遗迹》(见图1)，用四个层次表现“历史遗迹”这一主题，并用隶书“历史遗迹”四字将四个块面贯穿，突出其整体性。
（二）阳刻刀法中穿插与叠压刀法在古代刻字艺术和现代刻字艺术中的应用
穿插与叠压是存在于阳刻基础上的一种刻字技法。通过阳文的笔画与笔画、字与字之间巧妙的穿插与叠压以增强整件作品的立体感。
穿插，即在单字的笔画交接处，将其中一笔的交接处两侧用平口刀铲出相向的斜坡，视觉上造成其中一个笔画从另一个笔画穿过的效果。
叠压，一是指单字中由于笔画穿插而造成的笔画叠压效果，二是指在刻字作品中借用不同的层次和颜色将不同的字叠压起来，或者借助不同字中相同的部首或笔画将字叠压起来，再用颜色和层次加以区分。
位于山东东平县洪顶山的北朝摩崖石刻佛名“大空王佛”，高达十五米，其中仅“佛”字就高4.8米。“佛”字的偏旁“亻”，运用笔画之间的断连使竖画的上部与撇画相叠压。“佛”字的右半部的两个竖画与每一笔横画都相穿插。在如此巨型摩崖石刻中运用穿插与叠压的手法，使其雄伟壮观而又不失灵动。
出土于燕下都遗址（位于今河北易县县城东南约2.5公里处）的燕国双龙饕餮纹瓦当，是我国古代运用穿插和叠压的杰出代表（见图10）。燕瓦当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构图不是单一平面的，而是立体分层的，其分层的方法是穿插和叠压，（最多可分出三层），图案神秘肃穆，庄严饱满，华美而流畅。双龙背向饕餮纹瓦当，当面下部正中是饕餮纹饰，而双龙头在当面上部中心倒垂，并左右相背回首，双龙前爪位于当面上弧沿中间，龙身则沿圆弧边沿分别向两下角蟠屈，从饕餮双角下穿入（即隐于饕餮双角下）后又穿出形成饕餮的两外眼眶。并再次被饕餮巨口叠压龙尾和后爪蟠于瓦当两下角。该瓦当运用穿插和叠压相结合，将当面立体分层，使整个构图既独立又统一。
在上文提到过的北齐天宝九年的《崔氏宗门宝塔之颂》碑，该碑右侧碑额为大字阳刻（见图11），其中已经有单字之间笔画的叠压和单字与边框的叠压，例如其中的“颂”字右边部首“页”字每一笔都有叠压，“塔”字与其边框叠压（见图12、图13）。这些叠压使整个碑额部分整饬中不失灵动。
在新莽时期的汉画像石白虎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穿插与叠压的完美结合（见图9）。这张白虎图，满饰连璧纹，虎与十字穿璧纹形成了两个层次，从整体上讲，穿璧纹与虎身形成了穿插和叠压的关系（见图14）。同时，在以圆形玉璧为中心的穿璧纹本身也存在穿插（见图15）。
在现代刻字作品中，穿插和叠压经常同时使用，这种手法使现代刻字艺术区别于传统篆刻艺术。传统刻字，无论是朱文还是白文，只可能有两个层次。而现代刻字作品，由于运用了穿插和叠压，从作品整体到单字都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立体空间，给人以视觉上的提升。例如，王步强在第五届全国刻字艺术展获奖作品《天工开物》（见图16）中，每个字的点画都出现穿插，“物”字偏旁的“”叠压下面的部首，“工”字和“物”字叠压。
三、底子和字面肌理处理方法溯源
现代刻字中底子和字面肌理的处理手法非常多样，可以是完全镜面的，也可以是有纹路的。而有纹路的又分规则花纹和不规则花纹两种。规则花纹多用V型口刀或U型口刀按顺序平铲而出，如吕如雄的刻字作品《矛盾》（见图17），给人以平稳、肃穆的视觉感受。不规则花纹则多用平口刀凿出不规则纹理，如王步强的刻字作品《天工开物》（见图16），运用刀痕和颜色表现出岩石的坚硬质感，与主题“天工开物”相呼应。
相似的手法我们在汉画像石中也可以看到。汉画像石中，有时为了突出画面本身，底子完全没有纹路，但在画面周围加入一些纹饰，整个构图并不显单调（如图18）。有些则在底子上使用一些排列规整的花纹（如图19）。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博物馆藏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采用平口刀铲出粗犷、峻朗、率性的刀痕，使图案的精工与底子的粗放形成强烈对比，画面更加生动（见图20、图21）。
图19、20的汉画像石中对底子的处理方法，在现代刻字中有时也直接运用到笔画表面。如陈洪的刻字作品《积善修德》。通过刀痕和色彩使笔画更加立体，书写感更加突出。
四、结语
现代刻字无论从形制还是表现语言上讲，都是与传统刻字、刻画艺术分不开的。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刻字，与其说是一种新兴的艺术类型，不如说它是我国传统刻字、刻画艺术走向审美自觉的一种表现。所以，探讨现代刻字艺术的刀法与汉画、瓦当、碑刻等刀法的契合点，让我们更加容易在现代刻字创作中找到定位，是现代刻字艺术传承和发扬传统，而非标新立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