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的起源，如果追踪起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跟秦国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我们在历史文献中看到五条石刻记载都跟秦国有关系。
第一条是秦惠文王的《诅楚文》，公元前四世纪，秦国和楚国打仗，秦国为了自己能取得胜利，就做了一个巫术仪式，诅咒楚国，并且把它刻石记录下来。

《诅楚文》相传为秦石刻文字。战国后期秦楚争霸激烈，秦王祈求天神保佑秦国获胜，诅咒楚国败亡，因称《诅楚文》。《诅楚文》刻在石块上，北宋时发现三块，根据所祈神名分别命名为“巫咸”、“大沈厥湫”、“亚驼”。《诅楚文》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但由于史书没有记载《诅楚文》刊刻于什么时代，因而造成后世学者的争论。 

第二条是《韩非子》里面写到的一个类似寓言的故事：当年秦昭王曾经跟仙人在华山下棋，有胜负，并将此事刻在华山上面，留下了所谓的《华山勒石》。
华山，亦称花山。在天池山东麓。现地属吴中区林场。该山自晋代起，历有名僧高士就隐。山中长松夹径，鸟道蜿蜒，丘壑深秀，山泉潺潺，宛若世外桃源。清康熙、乾隆两帝曾多次“驾幸及此“、“驻跸凭眺“。历代文人墨客亦曾纷纷前来赏景游览，吟诗作赋，留下了众多的摩崖题刻。
沿着鸟道拾级上山，道旁巨石夹径，怪石嶙峋，巍峨的山岩崖壁上依次镌凿着“撞山“、“隔凡“、“出尘崖“等字体不一的题刻，点出了各处形胜。刻有“龟头“、“蛇头“、“夜叉“等题字的自然象形石亦无不生动。另有以自然石岩凿成的“天洞“、“支公洞“、“观音洞“等石窟。“五十三参“则是在整块山岩上錾凿的五十三级石阶，其上有拔地而起的“秀屏“，其旁立壁悬崖上题有“凿险通幽“四字，点出了这处山岩的险峻。此外，尚有乾隆帝弘历的御诗题刻，以及历代名流雅士的吟诵之句。众多的题刻，字迹各异，笔力遒劲。
“鸟道“北侧的山坡上有接引佛造像一尊，在自然山岩上凿，高8米余，倚山面南，气势雄壮，面粗犷，衣褶线条简洁，为元代之物，被称为“吴中第一大佛“。华山既富于山水，又富于古迹。自然景观幽静秀丽，摩崖题刻遍布全山，是难得的旅游胜地。

第三条记载于《华阳国志》中，秦国跟当时周边的夷人不和。夷人经常骚扰秦国，秦国经常去打夷人，后来双方就立一个盟约，盟约规定，如果秦国攻打夷人，秦国就要赔夷人什么东西；如果夷人骚扰秦国，那夷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等等。第四条就是白沙邮石刻，这是跟都江堰水利工程有关系的，也记载在《华阳国志》里面。规模最大的跟秦朝相关的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巡游天下，在七个地方留下了石刻，分别是山东的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山、芝罘东观，河北的碣石，浙江的会稽(绍兴)，其中大部分在《史记》里都有记载。如果我们把秦始皇与他之前的四次石刻联系在一起，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秦国人对于石刻特别重视，或者说情有独钟。否则的话，为什么关于秦国石刻的历史事例记载得特别多呢？关于这个问题，以前也有学者，比如说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经注意到过。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推论：是不是由于秦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比较差一些，因此，他们才选择了青铜以外的另外一个媒介“石刻”，来作为他们的记忆媒介。这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讲到石刻的历史，除了秦国人对石刻特别感兴趣这个谜之外，还有一个：为什么在秦朝灭亡之后，西汉的石刻没有接着秦始皇那样一种传统而继续，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石刻文化跳过了西汉这个朝代，直接到东汉才蓬勃兴起呢？现在如果要去找西汉的石刻，真的是非常难得。江苏徐州发掘龟山汉墓的时候，其中有很多塞石。什么叫塞石呢？就是墓修好以后怕人盗墓，用一块很大的长条石把墓道塞住。龟山汉墓里面有一块塞石上面刻了几行字，石匠直接往上刻的，大意说这是某一诸侯的墓，保证里面没有什么金银财宝，所以你们也不要去盗墓了。这种刻字很粗糙，而且也不是所有汉墓里面都有。所以，我说它是非制度化的，虽然刻得非常的粗糙，但这是西汉很少有的一个石刻的例子。
《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释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西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这一部分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这部分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里指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至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中也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续汉志注》，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当代人对于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华阳国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写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离不开《华阳国志》。
综上所述，鉴于《华阳国志》在研究古代西南史方面可提供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及后人因研究此书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华阳国志》中关于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物产资源、生态、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记载，其成果对于今人研究西南社会发展、探究西南经济发展规律等诸多研究领域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参考价值。

　　把所有传世的或者最新出土的西汉石刻加起来，总数我估计也是非常有限的，到了东汉就非常多了。东汉石刻最多的是碑，有各种各样的碑，尤其是墓碑。为什么东汉忽然一下子有这么多的碑，尤其是有这么多的墓碑呢？可能的原因是，东汉当时的祭祀制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原来中国古代的祭祀是庙祭，从汉代开始，祭祀由庙祭转到了墓祭，有时候在墓上面立一个庙，皇帝的就叫祖庙，一般民间的叫家族祠堂。现在，在山东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武梁祠”，这是当时武家的家族祠堂，也就是他们当时祭祀自己祖宗的地方。总之，由于东汉时期祭祀制度的改变，人们需要相关的一些仪式制度，而相关的仪式里面就需要墓碑，还有墓室和祠堂石刻。东汉石刻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墓碑的大量出现，应该跟丧葬制度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