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代官方的提倡，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续两千年之久。也是当今国学的核心与主体。儒家文化思想体系集中体现在《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以及后来发展形成的十三经文本中（见相关链接），这些经典从口头传授到书于竹帛，镌之石碑，转抄于纸卷，传之于今。儒家石经的镌刻皆是在官方主持下、经历多年完成的，是我们认识儒家文化的最佳途经。中国封建社会共有七次儒家石经的大规模刊刻，这七次石经的镌刻在经数、石数、书体、排版等方面都各有特点，现把其余六朝石经进行比较研究。
一、东汉熹平石经
刻成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183年），历时9年，在当时立于当时的汉魏洛阳城开阳门外洛阳太学（今偃师佃庄大郊村北）讲堂前。规模浩大、气势宏伟，所刻内容有《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因用一种字体写成，又称 “一字石经”“汉石经”。原碑石共有46石[4]，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35行，每行75字左右。全部碑文约20万字。《熹平石经》对人们校对版本、规范文字提供了准确的范本，由于汉末至北朝战乱，加上石经多次迁徙，中经毁坏遗失，至唐初已仅余部分残石。北宋以来在昔日太学遗址出土了不少石经残石。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偃师太学村汉魏故城太学遗址，相继出土了一批宝贵的汉魏石经残块，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六十年代以后，洛阳石经的发掘纳入科学的轨道，陆续发掘出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六百多块[5]。这些碎石残文，被以往的金石学者视若拱璧，是二十世纪初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现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西安碑林、上海博物馆及海外等处。马衡先生曾加以收集出版了《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汉石经集存》，罗振玉辑有《汉熹平残字集录》等。
《熹平石经》的书法为隶书成熟期，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图6）
《熹平石经》是中国第一部官方刊刻的儒家典籍，开创了我国古代刻写石经的先例，在校对版本、规范文字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图6  汉《熹平石经·春秋》残石
二、曹魏正始石经
经学在曹魏时期仍是太学的主要课程。汉魏之交，古文经学已盛行，而熹平石经都是今文，没有古文，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年），用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两部经文，又称为“三体石经”。石经共28石，两面刻字，在每一面刻有纵横界格，每面约33行，刻好后也立于太学讲堂前西侧，与东侧熹平石经相对而立。两部石经在汉魏时期的问世，其时相接，其地又同，故又合称“汉魏石经”。石经残石在清光绪年间已有出土。现藏洛阳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京都藤井有邻馆、东京书道博物馆等地。
关于三体石经的研究，有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章太炎、孙海波等多家，其中以王国维成就最高，有《魏石经考》《魏正始石经残石考》两部论著。魏石经残石，存字较多的为洛阳博物馆所藏正始石经《春秋》残石，今存345字。（图7）
《正始石经》用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为序直下排列，碑石中的六国古文字，字体粗头细尾，起笔重而收笔轻，形似蝌蚪，故汉魏时人称“蝌蚪书”。明赵崡《石墨精华》云：“古文用科斗鸟迹体，篆用史籀、李斯、胡母敬体，隶用程邈体。”这三种字体，正好体现了汉字书法的演进历程。从夏商周三代，直至汉魏，两千五百余年的书法艺术，通过三种字体，全部浓缩到石碑上，这在石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研究中国文字沿革变迁及古文字识读有重要价值。

图7  曹魏《正始石经》残石拓本，原石藏洛阳博物馆
三、唐开成石经
汉魏石经刻后将近600年里，历朝历代再无大规模刻经的记载。直到隋唐时期，儒家经典的地位由于科举考试而愈发重要，而民间各种手抄本鱼龙混杂，在字体和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当时长于经学的侍讲学士郑覃于大和四年（830年）提议：“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经。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6]唐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命郑覃等人校刊群经入石，至开成二年（837年）完成，是为 《开成石经》。凡刻《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之外，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共为十二部。《唐会要》记有：“其年 （大和七年）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 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九卷。” [7]此乃儒家十二部经典首次汇刻。
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由艾居晦、陈玠等人用楷书分写，共刻114块碑石，每石两面刻，共刻经文65万余字。开成石经的版面格式与汉魏石经不同，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刻10字（图8），均自右至左，从上而下，先表后里雕刻碑文。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图9），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一气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故不易凌乱。其中第一次将《尔雅》确立为儒家核心经典，使其成为科举考试的“必修”内容。

图8  唐《开成石经·仪礼》拓本

图9  唐《开成石经· 仪礼》拓本 （局部）
唐朝当时的印刷技术不发达，但与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专著供不应求，石经的刊刻保证了儒家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碑文版式是根据印刷书本的需要进行设计，拓印出来可以很方便地裁成适合阅读的书本。在当时推进了正字运动、促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流行。石经完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所以有人说，《开成石经》是中国最早的“高考教材”。
四、后蜀广政石经
始刻于后蜀孟昶广政元年（938年），故名《广政石经》或《蜀石经》《后蜀石经》。经刻就后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故又称《成都石经》《益都石经》。其经始刻时，只有《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只刻十七卷）、《孝经》《论语》《尔雅》等10经。后宋人田况补刻《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十八至三十卷，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蜀帅席贡又补刻《孟子》，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附刻于后。刻经时间长达186年，加上刻《考异》时间，更长至230年。所以“蜀石经”不仅有孟蜀石经，而且也包括北宋后续在成都所刻的石经。史载《蜀石经》石逾千数，字过百万，可见其工程之浩大，刻办之艰难。“蜀石经”是儒家“十三经”最早结集的典范，[8]校勘精审，书法秀美，开创或奠定了儒学文献最稳定的规范和模式。
蜀石经与其它石经的区别之一在于经文下有注文，经文用单行大字，注疏用双行小字排在经文之下，经注并行，相映生辉。（图10）行款类宋版古书。刻石确数不可考，每石行数亦不详。蜀石经书人有张德钊、杨钧、孙朋吉、周德贞、张绍文、田况、席旦、彭慥等，各有分工。后蜀宰相毋昭裔校刊刻石。镌石者为陈德谦、武令升、张延族、陈德超等人。其严谨的体例和俊美的书法，被后代书家誉为“专精”之作。
由于战乱，南宋晚期石经已亡佚，至元明之际不知下落，现存石经残石仅十几块，现藏四川博物院（图10）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图11）。拓本也极罕见，北京图书馆藏有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从香港买回《蜀石经》一部，系宋元拓本，是现存《蜀石经》的最佳本（图12）。

图10蜀石经拓本，四川博物院藏
     
图11蜀石经残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2蜀石经残石拓本
五、南宋御书石经
杭州南宋石经为南宋皇帝高宗赵构所书，故称“南宋石经”或“高宗御书石经”（图13）。绍兴十二年（1143年）九月，左仆射秦桧请求镌石以颁四方。内容计有《周易》《尚书》《诗经》《中庸》《左传》《论语》《孟子》共七篇。该经刻就后，立于临安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三礼堂之廊庑。屡经变易，残石现存杭州碑林（原杭州孔庙），原有131石，现存85石，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有27石。

图13  《南宋石经》拓本
历代所刻石经均有作范本之意，但南宋石经则不同，系高宗随时习字所书。当时他曾与辅臣言：“学写字不如便写经书，不惟可以习字，又得经书不忘。”所以他写的目的，则在练字习经。南宋石经除主要为高宗书写外，还有其妻宪圣皇后续书者。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高宗御书六经，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上亲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吴皇后）续书，至今皆莫能辨。”其书体以楷为主，夹以行书（图14），书体颇有米芾笔意。

图14  《南宋石经·论语》拓本（局部）
南宋石经所刻诸经，虽多数都系当时太学石经之数，但《礼记》之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等篇，原来并不属太学石经之数，而是在淳熙四年（1177年）建“光尧石经阁”安放石经时，从临安知府赵蟠老之请，搜访摹勒以补诸经之阙而列入的。显示出经“二程”提倡后的经学走向和一位统治者的好尚，以及对朱熹倾力完成《四书集注》的影响。
六、清乾隆石经
始刻于清高宗乾隆56年（1791年），至乾隆59年（1794年）完成。碑石立在北京国子监（图15），乾隆石经所刊经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共13部，碑石189块，共63万余字。乾隆御制石经序（图16）。
乾隆石经独特之处是经文为江南士子蒋衡一人所书（图17）。蒋衡，江苏金坛人，原为清康乾年间书生，工于书法，但科考却屡试不中，遂专研书法，醉心游历。曾入川陕总督年羹尧幕府做事，期间蒋衡游历西安碑林，见到唐代“开成石经”，发现“开成石经”出于众手杂书，既失校核，又混乱不齐，便决心手书一部“十三经”。他焚膏继晷，历时12年成。后被一江南富商重金购得，并精心装裱成册。乾隆五年（1740年），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将此经奉献给乾隆皇帝，翌年，旨授蒋衡为国子监学正。清昭梿《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馀年乃成。” [9]蒋衡于乾隆八年（1743年）去世。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特旨钦命和坤、王杰为总裁，将蒋衡手书十三经“刊之石版，列于太学”，定名为“乾隆石经”。乾隆石经是中国最后一部官刻儒家石经，也是中国仅有的一部最完整的十三经刻石。 

图15  清乾隆石经 陈列室

图16  清《乾隆御制石刻蒋衡书十三经于辟雍序碑序》拓本

图17  清《乾隆石经·春秋》拓本（局部）
综上所述，七朝石经从内容上，汉“熹平石经”刻七经，魏“正始石经”只刻二经，唐“开成石经”有十二种却无《孟子》，北宋 “嘉祐石经”虽有《孟子》却只有九经，“南宋石经”也只有七种，“蜀石经”虽刻成了包含《孟子》在内的儒家十三部经典，但历时百年，补刻的《孟子》是在北宋末年完成。“清石经”集十三经之大成，在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后，在较为集中的时间内完成，可谓儒家经典结集完美收官之作。从书体上来看，这七部儒家石经使用的字体主要有古文、小篆、隶书、楷书。行楷字体，只是在“南宋石经”中出现，而且数量较少。七朝刻经的数量及规模显示出经学的结集发展和在封建社会政权稳固时代的地位。
由于历史上的战乱兵燹和自然影响，这些碑刻都不同程度受到破坏，七朝石经中除唐石经和清石经的刻石尚保存外，南宋石经尚存大半，其他各种石经的原石都已损毁和散佚。
总之，七朝石经作为不可替代的实物文本，对研究历代经学史、政治史甚至历史年代学，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当今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发掘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更有其不可忽视的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