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说文解字》里说“碑，竖石也。”
　　1、 陕西吴旗县有正隆四年（1159年）金与西夏的界碑3块。
　　2、 石头在传承历史中的作用：一是祭祀，包括岩画。二是墓碑。三是记事纪功。四是经典石刻，如《熹平石经》。五是天文及艺术品。六是埃及方尖碑。七是界碑。八是盟会碑，如《唐蕃会盟碑》。九是告示碑。
　　世界上最有名的石碑有：埃及的罗塞塔石碑；
　　3、“石刻”不等于“石碑”，但“石碑”一定是“石刻”。
　　4、关于墓碑。有考证，公元前577-前537年的陕西秦公一号大墓里，开始有了墓坑四角有碑，上有“穿”，捆棺的绋布系于其上，慢慢将棺下放入墓坑。这就是石墓碑带“穿”的滥觞。孔子埋葬父亲，因为古人“不封不树”，不愿起坟，但是为了让后人识别，“于是封之，崇四尺”。也可以栽树以区别，“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东汉以后，开始有了石碑。后来又禁碑，碑变成小的四方形，葬入墓中，成为墓志。
　　5、清代有一个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收录了7853块。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多石刻。
　　其中：
       周 5块
　　秦 7块
　　汉 196块
　　魏 11块
　　吴 8块
　　晋 46块
　　前秦 4块
　　梁 8块
　　北魏 131块
　　西魏 24块
　　东魏 203块
　　后齐 109块
　　后周 53块
　　隋 98块
　　唐 1443块
　　后梁 16块
　　后唐 26块
　　后晋 25块
　　后汉 7块
　　后周 23块
　　吴 2块
　　南唐 6块
　　北汉 1块
　　南汉 4块
　　闽 1块
　　吴越 10块
　　南诏 9块
　　北宋 2023块
　　南宋 901块
　　辽 47块
　　金 488块
　　伪齐 7块
　　元 1910块。
　　6、春秋战国时的碑，共三个作用：一是竖在宫院里，测量日影时间。二是竖在宗庙里，拴系祭祀用的牲口。三是竖在墓四角，穿孔用以安葬将棺材入坑。
　　马衡认为，石碑用于刻字，始于东汉，盛行于恒、灵之际。
　　刻有文字的碑兴起于汉朝，并不等于汉以前没有石刻文字。只是把汉以前的石刻文字不称为碑，而是称之为“刻石”。
　　7、“碣”。《辞海》里说：“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圜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
　　8、先秦时期的刻石和摩崖有：《岣嵝碑》《红岩碑》《坛山刻石》《龠山刻石》《比干墓碑题字》《延陵季子墓碑》《周秦间刻石》《锦山摩崖》《蜀古篆碑》《峄山古刻》《中山国河光刻石》《石鼓文》《诅楚文》《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江西广昌古源石刻“天书“》《浙江仙居蝌蚪文摩崖》等16种。
　　9、《坛山刻石》：原在河北省西南部赞皇县的坛山。上有“吉日癸巳”四字，笔力遒劲。相传为公元前976年-前922年周穆王所刻。此石早已不存。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刘庄命人凿取其字，珍藏于州衙。现在赞皇县孔庙里收有南宋重刻本。由于许多史书里并无记载，专家怀疑此刻石可能是后人附会的仿刻。

坛山刻石

坛山刻石拓本
　　10、《弇（yan）山刻石》：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秦始刻铭于峄山之颠，此碑之所始也。” 弇山，又名崦嵫山，在甘肃天水县西境，即今天的齐寿山。《穆天子传三》中记载“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兀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此事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但是至今无人见过此石刻，也没相应的拓片传世。故有无此石，值得研究。
　　11、《比干墓碑题字》：此石在河南汲县，相传是孔子所书。但是历代学者认为是后人仿造，因为隶书是秦代才有，孔子不可能写出隶书。宋秦观考证后，认为此石刻出自唐人之手。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也否定此刻石为孔子之书。

　　12、《锦山摩崖》：据考查，此石刻目前在朝鲜的庆尚道，字迹极为难辩，无人能识。有人从上考出“上丁其子作洪范”7个字，认为是商代箕子所书。清代赵之谦考证不可信，怀疑是石裂之纹。清叶昌炽也否定了先秦的石刻的说法。
　　【济州岛徐福遗迹之多，超出了原有的想象。据《后汉书》记载：辰韩的老人自称原是秦人，因「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又因为他们的语言「有似秦语」，所以又被称为「秦韩」。马韩能够「割东界地与之」，也说明他们在人数上是有一定规模的。而《史记·封禅书》记载：燕昭王、齐威王、齐宣王都遣人乘舟入海，到过蓬莱、方丈、瀛洲。徐福也是齐人，他先后两次泛海：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19年；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吴庆锡着《三韩金石录》载：「徐巿（福）题名石哀王壬午济州」。哀王箕准即位时间是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195年。壬午年是公元前219年，即徐福第一次东渡的年份。这应是韩国明确记载徐福到达济州较早的史籍。不过，这还是让人觉得：徐福只是渡海逃秦人群中的一部分，他以为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的预谋，躲避了「朝蒙恩遇夕焚坑」的命运，巧妙地达到了逃秦的目的。去济州岛的西归浦看了一回海边著名的柱状节理岩石，而传说中，这个西归浦之名就是因徐福从此西归而得名；不远处的正房瀑布也是因为他与当地人结婚，为正房夫人而得名的。
　　徐福也为徐市，1520年李陌着的《太白逸史》中所说：「南海县郎河里（今庆尚南道南海郡尚州里）有神巿石刻。」算是韩国有关徐福题石最早的记载；金锡翼《破闻录》载：「在西归浦海边的绝壁上，有秦国方士徐福刻下的刻字的痕迹。牧使白乐渊巡行此地，听到此言，便命令人在绝壁上吊上绳索，拓下刻字带了回去。」正房瀑布旁的「徐巿过之」的摩崖石刻，则是朝鲜著名学者秋史．金正喜被流放到济州岛时发现的。日本学者浅见伦太郎的《济州岛徐福石壁文字》中称，他曾于1906、1909年两次在汉城旧书铺里见过金正喜「徐福过之」的拓本。另外还有一处南海岛锦山石刻，其拓片曾送至北京，请清朝专家审读，清象形文学家何秋寿认为是「徐巿起礼日出」。但它不是秦人的小篆，也不是徐福老家齐国的文字。当然，这些都是无法深究，也不必深究】
　　13、《峄山石刻》：近代人刘子衡在山东邹县峄山盘龙洞内发现一石刻，有古奥文字3行，共22个字。刘等认为是战国时代的刻石。但是有关专家考证，此石气息不古，无法确定是先秦的刻石，即使是，也应该在“石鼓文”之后。
　　14、《周秦间刻石》：山东潍县陈氏家藏石，石上刻篆书，正面2行，每行8字，侧面3字。清末罗振玉在《石交录》中说：“潍县陈氏曾藏一石，长建初尺约四寸，广不及半……文字精绝，真周秦间物也。顾陈氏矜惜，不以示人，间于金文拓本中见之，初不知其为石也。近印《松贞堂吉金图》附载卷末，世人始知有此刻石。此不仅为寒斋镇库物也，人间珍宝也。”
　　15、《延陵镇季札墓碑》：此碑在江苏丹阳县延陵镇季子庙。季札是春秋时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寿梦死后，传长子诸樊，诸樊欲传兄弟，到四弟季札时，季札不受，让位于三哥馀昧之子。季札封于延陵，故称为延陵季子。后人为了颂扬他的高风美德，死后立庙奉祀。上书十个篆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原碑已失。唐宋均有重刻。现碑为明正德1511年所刻，高2.45米，宽1.07米。
　　16、《中山国河光刻石》：发现于民国初年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墓中，是一天然河卵石。也叫《公乘得守丘刻石》。原在河北平山县前七汲村，30年前被该村刘喜梅运回家做凳子。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队收藏。经考证，此石刻是周朝中山国（前8世纪到前296年）遗物，系当时中山国国王监管鱼池和看守陵墓者所竖。石高90厘米，宽50厘米，厚40厘米，上刻有古篆共20个字。其字书法古拙，气息近于东周铜器铭文。中山国是战国时期我国北方重要的诸侯国，有中原文化特点，也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这一特点在河光刻石上有明显的反映。
　　17、《诅楚文》：认为是周显王到周赧王（前328年-前311年）时，由秦惠文王所刻，内容是秦王诅咒楚王，祈求天神克制楚兵复其边疆的。发现于宋代。共有三块：一是宋仁宗在凤翔开元寺地下发现“巫咸文”。苏东坡曾在《凤翔八观》中吟过此石，全石326字。二是宋英宗时，甘肃平凉的朝那湫一农民耕作发现，称为“大沈厥秋文”，共318字。三是洛阳刘忱家收藏的“亚驼文”，全石共325字。据郭沫若考证，其一其二均是战国时的秦国刻石，其三是宋人仿造，这一观点被绝大多数专家认可。
　　18、《石鼓文》：清叶昌炽认为“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之祖”。也是最早的帝王纪事刻石。最早出土于唐初（大约806-280年间）陕西陈仓县（现在凤翔县）三畴原，故也称为《陈仓石碣》或《陈仓刻石》。石鼓共10个，系青黑色花岗岩雕成，每石刻诗一首共10首，每首十八九句不等，总字数约650-700字左右。现在仅保存465字。可惜的是，唐初发现未被重视。后经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杜甫、韦应物、韩愈等书法家文学家不断揄扬，才逐渐被世人所重视。820年移入凤翔孔庙。五代中又散失。宋仁宗时，对文物非常重视的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专门寻找石鼓，从民间找到其中的9个，安放在府学门廊下。1052年，向传师到民间探访，终于找回了唐时已经丢失的那个石鼓。1107年宋徽宗令人把石鼓移到北神都城汴梁，放在太学，后移入保和殿，把石鼓奉为国宝，修复并研究，用黄金填其字。可惜，好景不长，1126年“靖康之变”后，金兵攻入汴梁，石鼓再入遭殃，被掠到北方。金人不识这是何物，但涂以金字，认为可能是一宝物，移到燕京（北京），剔出其金字，放在王宣抚家（王宣抚不知道是何人？）就不再过问了。元代时，1307年王宣抚宅后为大兴府学，虞集得此鼓于泥土草菜之中，洗刷扶植，刚刚10个。放在现北京国子监大成殿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清时乾隆特别珍爱《石鼓文》，1750年下令在国子监石鼓处设栏保护，另外令人另选10块石仿原石鼓之形重新雕成十个新鼓，上面摹刻了原石刻的诗文，将新的石鼓也安置在国子监，允许他人随意椎拓，以广泛流传。所以，《石鼓文》就有新、旧之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攻陷沈阳后，在北京，马衡等人为了保护文物，把石鼓与其他故宫文物一起迁到四川峨眉山，再迁到南京。1949年后，迁回北京。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归箭亭内保存。
　　关于《石鼓文》拓本。唐时，韦应物就有石鼓文的拓片，但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拓本最早好的是宁波天一阁珍藏的北宋422字的拓本。清张燕昌据此摹刻，但不久又毁于战火。江苏无锡的安国，耗时20多年，用资万两白银收藏了10余种石鼓文拓本，其中以“先锋”（480字）、“中权”（465字）、“后劲”（491字）等三个宋代拓本最为珍贵。可惜后来流落海外。道光年间安国的后人拆售天香阁，于梁上得《石鼓文》十册，为邑人沈梧所得，将“先锋、中权、后劲”命名为三册，都是北宋拓本。民国时，这些拓本又归锡人秦文锦所得，开始影印行世。不久，秦文锦又把三册和另一拓本，一并卖给了日本人河井荃庐氏，这一拓本现在成了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国宝。所幸的是，郭沫若在日本期间见到了“先锋”的照片，并根据这个照片著成了《石鼓文研究》一书，才使国内中国得以了解到《石鼓文》最早、最好的拓本。
　　一般而言，以除宋拓本外，以“汘殹”中的“汘”字未损，为明初拓本；以“黄帛”2字未损，为明中叶拓本；以“氐鲜”等5字未损，为明末清初刻本。现在，以先锋、中权、后劲等三个拓本为最。
　　关于刻制年代。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的刻石，周宣王刻字；也有人认为是周成王刻成；还有人认为是东周时秦人所刻。其中，以郑樵的东周秦人所刻之说，影响最大。因为石鼓中“殹”和“蒸”二字屡见于秦，因此初定为秦鼓。但未最后定论。北京著名剧作家书法家李铁华用了20年的心血研究《石鼓文》。他认为，刻制时间应该是秦文公五十年，即公元前716年。是秦文公的叙事史诗，可以与中国的《诗经》媲美。
　　19、《岣嵝碑》：也叫《祝融峰碑》。最初发现于湖南衡山祝融峰，因衡山古称“岣嵝山”而得名。此石来历不明，民间传说是一次打雷时，从天上掉下来，也叫霹雳石。石头上刻有77个苍古奇异的神秘文字，如虬似螭，诡怪难辩，与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毫无相似之处，也不同于蝌蚪文，没有人认识，众说纷纭。有传说是大禹治水时过岣嵝山而留下的纪事碑，故称“禹碑”，但多数人否定此说法。关于《岣嵝碑》最早出于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有《岣嵝山》一文，说字是青色的，石头是赤色的。但韩本人并未见过此碑。另外，刘禹锡、崔融等也有文字谈岣嵝碑，但均为传说做诗，并未见过实物。南宋时1212年，四川人何致旅游衡山时，无意在荒草中看到此碑，于是他“手摹其字以传”，将临摹下来的碑文拓刻于岳麓书院。后广为传播，拓本传到长沙、昆明、西安、成都、绍兴、南京、开封等地，此碑再次蜚声海内，引起人们重视。明世宗嘉靖年间1532年时，著名学者，时任汤阴知县的杨慎得到了《岣嵝碑》的拓本，兴奋不已，经研究宣布自己破译了内容，还写了《禹碑歌》。但是许多有识之士并不认可杨慎的观点。顾炎武认为此碑是后人所造。叶昌炽认为是“实道家之秘文。”鲁迅也认为是道士们的创造。总之，此碑真假以及内容，仍为一个谜。
　　20、《红岩碑》：贵州安顺关岭市南10公里处，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断桥乡龙枣村晒甲岭，有一个赤褐色石壁，上下高30米，左右宽约100米。有数十个奇异的文字符号，小的如升、大的如斗，字迹诡谲陆离，神秘玄奥，自古无人能辩。被称为“黔中第一奇迹”。因无人能识，故称《红岩天书》，也叫《红岩古刻》。最早出现于徐霞客的记载“红岩白水”。有四种拓本。
　　究竟是个什么人所刻，什么内容？新化邹氏认为是商代殷高宗伐鬼方时留下纪功刻石。也有人说是诸葛亮教夷人作图谱。郭沫若也研究过。都无所结果。甘肃人董洪研究后，认为此碑是7000-5000年前古代夜郎人占卜记录。还有人研究说是明初建文帝后裔或者随员所书。总之，红岩碑还没有真正的定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21、《仙字潭摩崖石刻》：福建漳州华安县沙建乡苦田村，有一个两山夹峙有一石崖，在潭水面1米以上、东西20米左右的石壁上分布着10处摩崖石刻，约50多个神秘的字符。由于这些字符似画非画、似字非字，无人能识，当地讹传为神仙写的字，故称为“仙字潭”。这个石刻也称“仙字潭石刻”。据史料记载，这石刻最早是唐初发现的，唐人张读《宣室志》里有仙字潭石刻的记载，韩愈还译出了18个字，但是后人无法辩识出韩释读出的那些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不是文字，是图画，有“图画说”，也有图腾说。《仙字潭摩崖石刻》吸引着许多学者进行研究。1915年岭南大学黄仲琴研究认为是“盘瓠之后畲族祖先的文字”，引起轰动，后来郭沫若等人也研究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此刻年代为商末周初，大约距今3000年左右。因为这里岩石的硬度约在5-6度之间，非坚硬的金属工具不能刻之，应是青铜器时代。由此可以推断这有可能是商代周初少数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

仙字潭摩崖石刻保护碑

仙字潭摩崖石刻照片
　　22、《仙居蝌蚪文摩崖石刻》：浙江台州仙居县有一天姥山，山顶有一陡壁，叫蝌蚪崖，民间传说上有文字。明万历年间《仙居县志》记载，东晋时（405-418年）有一位姓周的郡长曾攀上绝壁，拓过蝌蚪文。可惜拓本未曾传世。后曾有多次探寻，均因危崖无法攀至，而“败兴而归”。1985年台州文化局曾组织人考察，因无法攀援，只能在200米外拍了些照片。这些照片，证实了民间的文字传说。仙居电视台青年记者王银华自费二千元，请采药、捕蛇人等帮助，经过攀登，终于在韦羌山的一处悬崖绝壁上发现了蝌蚪文并拍下来。刻字处距地面128米高。有可能当年是水乡泽国。
　　23、《广昌古源石刻“天书”》：江西省广昌县博物馆，继1986年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恐龙化石—广昌恐龙化石之后，1993年又在赤水镇古源村发现了一处面积的摩崖石刻，面积约400平方米，人工凿刻痕迹明显。经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彭适凡教授实地勘察鉴定，认为此古文字符号面积之广、符号之古朴，中国之最，世界之“奇”。目前正在组织专家进行考证。
　　24、据考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从公元前219-210期间，共刻石9块，分别是：公元前219年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芝罘刻石》、《琅邪台刻石》，公元前218年的《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公元前215年的《碣石门刻石》、公元前212年的《东海上朐界刻石》，公元前210年的《会稽山刻石》。其中：前218的所立的《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和前212年所立的《东海上朐界刻石》没有介绍。其余六块有记录。
　　25、《峄山刻石》：秦始皇28年，即公元前219年东巡时在邹县峄山时，由李斯做小篆。是始皇立刻石的开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记载，他记载了《芝罘刻石》等四块刻石的全文，但唯独无此碑具体内容的记载。推测，可能是当时史马迁未能访到碑原物，而当时纸张未发明，也无拓本可言，所以，只能以空下内容。《峄山刻石》最早的碑文出现于南唐徐铉的摹本，但其摹本不作分段，将始皇帝刻石与秦二世的诏文并在一文中。后来神太宗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以徐摹本重刻，牵连衍误成整碑装，致使后人不审其情，或以为全石碑文均为始皇所启发，或以为此石碑文是二世颂始皇语，殊为可笑。现所存世的郑文宝依徐铉摹本摹刻的《峄山刻石》前144字为始皇诏，为四言韵文；而碑末自“皇帝曰”以下79字，为二世诏，字略小。
　　《峄山刻石》自刻立后，一直竖于峄山。历代摹刻，以为楷则。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推倒之。但是历史上有两个魏太武帝：一是三国曹魏太武帝；一是北魏太武帝。究竟是谁推倒的？众说不一。金其桢先生分析认为，曹操推倒的可能性大一些。原因是：曹曾下令立法禁碑，推倒此碑完全可能。而北魏拓跋焘从未禁过立碑，本人也曾立过《太武帝东巡碑》，使人推倒《峄山刻石》，逻辑上难以成立。《峄山刻石》原石在唐以前或者在西晋时，已经损毁或亡佚，后来的石碑及拓本，都是根据拓本摹刻的。唐的拓本已经不见传世。目前流传的就是宋993年郑文宝根本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世称之《长安本》。徐本南唐官吏，入宋后官至散骑常侍。根据《长安本》，历代翻刻众多。主要有7种：《长安本》、《绍兴本》、《浦江郑氏本》、《应元府学本》、《蜀中本》、《邹县本》。郑文宝按《长安本》摹刻的《峄山刻石》现珍藏于西安碑林。另在山东邹县孟庙也有一块元代的按《长安本》摹刻的《峄山刻石》。
　　26、《泰山刻石》：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东巡到泰山时，令李斯刻立。四面有字，自西-北-东-南，书小篆。西北东三面为始皇诏。南面为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诏及从臣姓名。西面有5行，北面文3行，东面文6行，南面二世诏7行，满行12字。《史记》记载了全文内容。
　　原石立于泰岳顶玉女池上，高“四尺九寸”四面广狭不等。宋朝1108年时陈思亲访此石，见石上只有233字。可见当时宋时，此刻石保存较好。到元代时，拓本只存50字，明末时北平许氏只得断石29字。乾隆五年（1740年）火灾，石被烧。嘉庆时（1815）年蒋因培在玉女池访得2块残石，这时只有10字。宣统二年（1910年），罗正钧等作亭护之时，只剩9字。现珍藏于山东泰安岱庙。
　　传世的拓本以明代安国藏的北宋拓本为最，存165字，现在日本（可惜！），艺苑真赏社等地皆有影印本。29字本、10字本也有翻刻本。《泰山刻石》的小篆，又称“玉箸篆”。是后世练习小篆的圭臬。
　　27、《琅邪台刻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山东胶南县琅邪台时令李斯刻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载。原石四面刻字，其中东南北为始皇诏，西面是二世诏，均为李斯所书。由于时代久远，原石剥蚀严重。宋时苏东坡任高密太宁，曾派庐江文勋前去摹拓，始皇诏已无所存，只剩二世诏文。据《山东金石志》记载，后西面裂开寸许，熔铁束之。清光绪年间，铁箍蚀断，《琅邪台刻石》就碎裂而沉于海中。民国13年（1924年）诸城王景祥觅得碎石，重新粘合后置于县署，后移到民众教育馆。新中国成立后，移置山东博物馆，1959年后移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认为，《琅邪台刻石》是现存秦刻石中最为可信的一种，与《泰山刻石》相比，不字较多，而且字形完美，尽管剥蚀严重，字迹漫漶，但能看出用笔劲秀圆健。现存的拓本是宋刻《澄清堂贴》中存有庐江文勋临摹的86字，《史记》中记载了全文。
　　28、《芝罘刻石》：始皇29年（前218年）巡至芝罘，令李斯书，刻石立于秦二世元年。原石已亡佚，宋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仅见二十一字”。今仅宋代《汝贴》郑有摹刻的部分残字，但以《泰山刻石》和《琅邪台刻石》二秦刻真迹绳之，形神皆非。
　　29、《碣石门刻石》：也称《碣石颂》。秦始皇32年（前215年）东巡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西北）刻石。原刻早佚。相传刻有始皇诏12行，每行11字，二世诏7行，每行12字。此刻石究竟是刻石还是摩崖，专家们意见不统一。梁披云主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认为是“立”石；而马衡在《凡将斋》中认为“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不云立石，疑即摩崖。”由于原石早佚，已无从查考。但从《史记》里考证，似马衡 “摩崖”说更为恰当。清嘉庆（公元1816年）福建巡抚王绍兰嘱金匮钱泳以南唐徐铉奉敕临抚双钩本，将《碣石刻石》全文重刻于镇江焦山，其笔意全仿《峄山刻石》，凡《峄山刻石》所无之字，神趣索然，转折板滞，气度低劣，恐非出自摹写《峄山刻石》这样“下真迹一等”的高手徐铉之手，而是钱泳之辈所写。而其文也与《史记》所载多有不合。
　　30、《会稽刻石》：前210年始皇东巡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而立。东汉袁康《越绝书》里对《会稽刻石》有一个描述：“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石长丈4尺，南北面广6尺，西面广尺6寸，刻文立于越东山上。”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字4寸，画如小指，圆镌。”这一记载说明唐初刻石还在，其佚失是唐开元以后的事。至于何时亡佚，已经无从考证。有一点可以肯定，北宋时已经没有了。因为北宋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里均未录入。
　　元惠宗（1341年）推官申屠取家藏的《会稽刻石》旧拓本重刻，并题记于后，与按徐铉摹本所刻的《峄山刻石》互为表里，置于绍兴学宫。明都穆对申屠的重刻大加赞赏。清康熙时，申屠的重刻石被人磨去，乾隆55年（1790年），绍兴知府李亨以旧拓申屠摹本，令金匮钱泳重刻，后有李亨、翁方纲、阮元诸家的题跋。申摹的《会稽刻石》虽然没有秦人的恢宏气度，已大失秦刻之原貌，但清劲圆润，字口清晰，法度谨严，仍不失为“铁线篆”之上品。
　　31、蒙受劫难的西汉碑文化。西汉统治中国230年，是秦朝的15倍。可是留存后世的碑刻数量与秦相差无几，少的让人不可思议，而且极少有丰碑巨制。这与长达230年的历史和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不相称。为什么是这样呢？考其原因，梁披云在《中国书法大辞典》说：“新莽恶汉德，凡所在有石刻者，皆令仆而磨之，不容略留，故西汉石碑鲜有存在。”据考查，现在所知的，从全国各地发掘出来的真正的西汉石碑仅有十余块：《群臣上寿刻石》、《鲁北陛石刻字》、《霍去病墓室刻题字》、《杨童买山地记》、《五凤刻石》、《孝禹碑》、《东安汉里刻石》、《莱子侯刻石》、《五摄两坟坛刻石》、《王陵塞石》、《甘泉山刻石残字》、《通湖山摩崖石刻》、《汉武帝泰山玉皇顶无字碑》等。还有一些相传为西汉刻石的，如《广川令高峻残碑》、《君讳达残碑》、《水衡都尉边达碑》、《治三郡等字残石》、《曹白茅等字残石》、《朱博残碑》、《造署舍题记》、《殷微子墓四字题刻》等，经专家鉴定均为不可信的仿刻。
　　西汉碑刻传世者少，故凡所存真正的西汉碑刻，皆成珍贵的国宝，成为反映西汉碑文化发展状况的代表作。值得好好研究。
　　32、《群臣上寿刻石》：也叫《娄山石刻》。据清赵之谦考证，系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八月所立，为现存西汉刻石最古者。道光年间，广平知府杨兆璜在河北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西30公里的娄山发现的。高1.72米，广0.2米。上刻篆字“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此石北”一行计15字。左右两有北魏与唐人题字。此刻石虽为篆体，但其书法已经由秦篆向隶书转变，笔画改圆折向方折转。通篇气脉贯通，率真古朴而生趣，但书写草率，远不若《泰山刻石》工整，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对其评价颇高。
　　33、《鲁北陛石刻字》：也叫《北陛刻石》或《北陛石题字》。1942年山东曲阜城北灵光殿旧址出土，其文有“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六五乙”12字。此石原存于北京大学，1980年移至山东曲阜孔庙东庑。该石是用鲁灵光殿建筑用石，石长95厘米，宽42厘米，高19.5厘米。经考证，是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鲁恭王刘余好治宫室，曾于曲阜建造了著名的灵光殿，此殿与西京未央宫、建章殿同属当时国内著名建筑。西汉末年，未央宫和建章殿均被毁，唯灵光殿保存。后来，灵光殿也杂草丛生，不存在了。这块陛石即是当时灵光殿的阶石。此刻石的书法已经由秦篆的长表演变为方形，为典型的早期汉篆。其中两个“六”字，一作隶书，一作篆书。说明景帝是篆隶杂用，由篆向隶过渡的阶段。
　　34、《汉武帝泰山玉皇顶无字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块无字碑。位于泰山玉皇顶，碑高6米，宽1.2米，厚0.9米。顶上有石帽覆盖，形制古朴，面平滑，呈黄白色。上既无雕刻也无刻字。所在历代称之为“无字碑”。有传说是秦始皇所立，也有人说是汉武帝所立。后经顾炎武、郭沫若等人认真研究了《史记封禅书》和《孝武本纪》：“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未提“颂”、“封”之类内容。时间应该是公元前110年，距今2100多年了。目前在此碑左右两侧，各树代表不同见解的张铨和郭沫若的两块诗碑。张铨是明万历年间进士，认为是秦始皇所立。
　　35、《霍去病墓石刻题字》：陕西省文管会于1957年在兴平县汉武帝茂陵西南窦马乡霍去病墓前发现的。同时出土的刻石共有2块：一块上刻篆字“左司空”3字；一块上刻有隶书“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10字。两石均无刻石年月。据《汉书》里《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生于公元前140年，死于前117年，享年仅23岁。此石刻应立于汉武帝元狩六年。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一块隶书刻石。大体上标志完成了篆字向隶书的转
　　36、《杨量买山地记》：汉宣地地节二年（前68年）刻。清道光（1832年）四川巴县出土，为吴兴钱安甫所得，后归吴重光。清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火。据清陆增祥记载“石高一尺三寸三分，广二尺”。上刻隶书5行27字“地节二年……保其毋替”。此石系西汉民间普通平民所刻实用性物件，因而极为淳朴，石不平，刻之草率，毫无故意雕饰之处。由此我们可以对当时西汉民间文字书写和使用情况窥知一斑。所刻之字虽为隶书，但处于篆隶之间，反映出当时篆书向隶书过渡的情况。清方朔、杨寿祺对此石评价甚高。但清赵谦之、罗振玉等人认为是后人仿刻。但是随着马王堆汉惠帝时帛书和山东汉墓武帝竹简的相继出土，已经证明杨童买山地记刻石的书迹与出土的字迹相当类似，可以认定确系西汉遗物。
　　37、《五凤刻石》：也叫《鲁孝王刻石》。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刻。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开州刺史高德裔奉诏重修曲阜孔庙，匠人在鲁灵光殿基西南30步太子钓鱼池取石时，偶尔得之。现保存在曲阜孔庙。石39*7*42厘米。上刻隶书三行，每行4-5字：“五凤二年鲁州四年六月四日成”共13字。石左侧有高德裔所题之跋，为行书，11行，每行13-14字不等。此石是长形，横卧，似是石基。灵光殿建于西汉景帝年间鲁恭王刘余之时。可能是再修宫殿时工匠所刻，字形由篆到隶夹杂，结构不够工整，但用笔篆意较浓，其“年”字长脚，与同期出土的“流沙坠简”同趣，因此肯定是西汉刻石。此刻石为西汉刻石中颇受重视的一块。
　　38、《王陵塞石》：1970年在曲阜南九龙山上汉鲁王墓发现。西汉鲁王共传五代150年。此石大约是前50年左右所立。塞石，即墓道的封门石，上下五层，每层有四五块塞石不等，全部有19块。其中一块塞石上刻有“王陵塞石广四尺，二尺”字样。为篆字，但带有隶意，字迹大小不等，结体不严，较为草率，估计为建筑工匠随意刻字。尽管谈不上书法艺术价值多高，但是西汉传世石刻稀少，弥足珍贵，因此也不失为研究西汉文字书法的重要材料。
　　39、《甘泉山刻石残字》：也叫《广陵王中殿刻字》。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阮元在江苏江都甘泉山惠照寺阶下，得四石，后移存孟庙。一石上刻“中殿第廿八”5字；一石上刻“第百卅”3字，一刻“石第百八”4字，另一石不能辨认。甘泉山是汉厉王胥之的墓，俗称“琉璃王坟”，实系“刘厉王”之讹音。故清阮元等认为此四石应为西汉刘厉王遗物。四古皆以篆法做隶书，可能是建筑期间的编号，随意刻画，非经意书写。
　　40、《居摄两坟坛刻石》：也叫《孔林坟坛刻石》《孔子墓前石坛刻文》，共二石，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汉石刻文字，均刻“居摄二年”，原都在曲阜孔子墓前。宋赵明诚《金石录》里有记录，为一横石，长68厘米，宽38厘米，高31厘米。中部刻成龛，龛内刻字 “上谷府卿坟坛居摄二年十一月造”。“上谷”是汉代郡名，大概是河北张家口一带。另一石也为横石，长99厘米，宽50厘米，高25厘米，中部也刻成龛，龛内刻字“祝其卿坟坛居摄二年二月造”。二石均为篆字。清雍正十年（1732年）由孔庙移至东庑。“居摄”是汉那孺子婴年号，“居摄二年”即公元7年。
　　41、《禳盗刻石》：1983年在山东省金乡县西郭庄村鱼山发现，高35厘米，全宽195厘米，厚23.5厘米。原石共刻27行138个字，行间用竖线界开，间距7厘米。此刻石为墓门上槛石，出土后被石工破碎，现仅存2段，一段高35厘米，宽41厘米，有24个字，现在济宁刘博物馆收藏。另一段高35厘米，残宽50厘米，有32个完整字和10个残字。现存于金乡县文管所。
　　42、《东安汉里刻石》：1931年出土于曲阜城东韩家铺一座汉墓里，当时出土文字石刻二块，画像石十四方，画有青龙、白虎等浅浮雕图案。一个刻字石：长250厘米，高85厘米，厚27厘米，刻“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10字。另一刻字石出土不久就佚亡，拓本也极罕见，从仅见的谢刚主先生的初出土的拓本看，石上刻“河平三年八月丁汉里禺里塻”12字。根据“河平”纪年，可知此汉墓为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36年）遗物。石上刻的是典型的“汉篆”，充分体现了在秦篆基础上融入隶法演化为汉篆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时，《东安汉里刻石》是现仅见的墓志式西汉墓石刻字，志墓勒铭武开后世墓志先河。因此，无论从文字、书法艺术的角度，还是文物角度，都是极具重要价值。
　　43、《莱之侯刻石》：也叫《天凤刻石》。是新莽天凤三年（16年）刻。清乾隆57年（1792年）在山东邹县西南曹社卧虎山，由王仲磊最早发现。1817年滕县孝谦颜逢甲访得此石后，移到邹县孟庙保存到今。刻石呈扁长方形，上刻隶书7行35字：“始建国天风三年……孙毋坏败”。字为隶书，虽然出自民间无名之手，但用笔挺劲舒展，清方朔、瞿中溶、杨守敬都给予极高评价，堪称西汉刻石中的佼佼者，1983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44、《麃孝禹碑》：推算为公元前26年所立。出于山东黄县平邑集，旧藏于章钰家。1870年扬州宫本昂等人访得此碑，归南海李山农。1920年归庄式如，现在收藏在山东博物馆。表面粗糙，高145厘米，宽45厘米，首圆。碑上2行15字：“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侯里麃孝禹”。有人认为是仿刻。就书法而言，刻字笔画廋细，生涩迟滞，故算不上一佳品。但如果此碑确系西汉遗物的话，由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块具有墓碑形制的墓碑，碑文化到了东汉以后，呈现空前的繁荣，进入“碑碣云起”的阶段，此碑无疑是先导。
　　45、《通湖山摩崖石刻》：1994年在内蒙古阿拉善阿左旗腾格里苏木草原的通湖山（属贺兰山支脉）一处天然峡谷，发现汉武帝时期的摩崖石刻。在2.25平方米面积上，竖刻200余字。时代久远，目前尚有100字可辨认。字体为有秦篆遗风的汉隶，铭文为阴刻，每个字约5厘米见方。第一行有“汉武帝诏书”等字样。据历史记载，汉武帝期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多次在阿拉善一带屯集军队，有可能在此刻石纪事。初步判断是汉军北伐匈奴获胜后留下的文字。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字数最多的西汉铭刻，也是关于汉武帝惟一的石刻文字。所以在历史、民族、军事、文字和书法等方面都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弥足珍贵。
　　46、东汉“碑碣云起”：东汉历时195年，厚葬之风甚烈，广树墓碑的风气盛行，隶书艺术日趋成熟，碑刻不论在各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呈现“碑碣云起”的局面。据考证，目前已经专家确定的大约是230种。其中早期（公元25-106年）有27种；中期（107-146年）有28种；晚期（147-220年）有70种。分布比较均衡，能较好地反映出东汉历史发展规迹。
　　东汉早期比较有名的有：《三老讳字忌日碑》、《开通褒斜道摩崖》、《大吉买山地记》、《袁安碑》、《幽谈州书佐秦君神道阙》等5种。
　　东汉中期比较有名的有：《子游残石》、《袁敞碑》、“嵩山三阙”、《裴岑纪功碑》、《景君碑》、《阳嘉残石》等8种。
　　晚期有名的有：“石门三颂”、《乙瑛碑》、《礼器碑》、《郑固碑》、《刘平国治路颂摩崖》、《张景碑》、《苍颉庙碑》、《孔宙碑》、《封龙山颂》、《华山庙碑》、《鲜于璜碑》、《衡方碑》、《史晨碑》、《熹平石经》、《韩仁铭》、《尹宙碑》、《三老赵宽碑》、《校官碑》、《王舍人碑》、《曹全碑》、《张迁碑》等20多种。
　　47、《三老讳字忌日碑》：刻于东汉光武帝（52年）。1852年在浙江余姚客星山下一祠堂。内容为记载三老夫妇祖孙讳字、忌日等，为民间刻石。字体处于篆隶之间，篆字基本蜕尽而隶书尚未成熟之阶段。全碑共217个字。“三老”系汉时掌管文化的官衔名。碑文中的内容是研究东汉民间风情习俗的第一手资料。碑原归余姚周世态收藏，1861年曾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当作灶石，熏灼但未毁坏。1921年被陈渭泉在上海获得。后日本人曾欲重金购买，被浙江人姚昱、沈宝昌及丁辅之等人募金八千购下。此碑书字体介于隶篆之间，书风醇厚朴质，带有明显古隶向汉隶过渡特征，具有重要的文字和书法价值。
　　48、《开通褒斜道摩崖》：刻于东汉永平六年（63年），是现存东汉摩崖石刻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原在陕西褒城北石门以南溪谷中的崖壁上，内容是记述了汉中太守鄐君受诏承修褒斜道的事。1971年国家兴建褒河水库，移至汉中博物馆。南宋1194年曾被南郑县令晏袤发现过，题刻长篇题记于旁，但以后600多年被苔藓覆盖，直到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写《关中金石志》搜得此碑，始有拓本传世。此摩崖与《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并为东汉著名摩崖，具有重要的文字、书法和史料价值的。
　　49、《大吉买山地记》：刻于汉章帝（76年），道光三年（1823年）山阴杜春生兄弟在浙江会稽（绍兴）跳山发现。后来他们把拓本给了书法家吴荣光，吴开始拓本。刻石共刻“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20字，字径17-23厘米，是存世汉碑中字径最大者。
　　50、《汉平夷碑》：又叫《汉尚任碑》。刻于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是一块上窄下宽的不规则的天然石碣，高130厘米，最宽处54厘米，上刻古隶书5行约70字，能识者为20余字。此碑是1957年新疆哈密巴里坤松树塘村北草原上，是继清雍正《裴岑纪功碑》、《沙南侯碑》、《刘平国颂》之后的第四块汉碑，且比前三块均早，应该是迄今西域最早的汉碑，又是惟一的一块有额碑。
　　51、《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刻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碑正中有“穿”。出土时间地点均不详。明万历年1598年移到河南偃师辛家村牛王庙里作供案，因碑阳朝下，故无人知是碑。1929年庙改学校，1930年夏一小学生钻到案下乘凉，发现上有字，告知村里人，始有拓本出售，才知此是《袁安碑》，受到重视。1961年移到河南省博物馆。此碑由于发现较晚，损字特别少，而且字字锋颖如新，是为数不多的汉代传世篆书碑刻中，最为完整、字迹最清晰的一块。共139个字，是汉篆里的精品。
　　52、《孟孝琚碑》：考证刻于96年。1901年出土于云南昭通南白泥井，现保存在昭通第三中学。是云南惟一的汉碑，也是云南存世最早的刻石。碑文为隶书，有很高的史料和书法价值。
　　53、《王君平阙》：是成都东郊一明代古墓里的抵门石。刻于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1980年发现，上面有隶书三行，共20余字。与东汉桓帝（148年）时的《石门颂》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54、《幽州书佐秦君神道阙》：刻于105年。是目前发现最完整的汉代神道刻石。1964年出土于北京西郊石景山，现保存于北京白塔寺石刻博物馆。单字颇为拙朴，但是整体布局得当，字与字之间组合巧妙，成为一个有机体，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55、《王稚子阙》：刻于105年四川新都弥牟镇。宋赵明诚等考证是汉王涣墓前又石阙，其中西阙刻隶书“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稚之阙”16字，宋代时完好。到明代“稚子阙”损失。后东西两块均有损失。西安有翻刻本。此阙古厚劲健书笔凝重，历来为人重视。
　　56、《阳三老石堂画像题字》：刻于东汉106年。1881年出土于山东曲阜。是目前发现的文字字径最小的汉代石刻，每个字大约1厘米左右。共78个字。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57、《子游残石》：此石与《贤良方正等字残石》是同一石碑断裂后的下半截与上半截。刻于东汉115年，隶书，下半截有“允字子游”等78字。清1798年安阳县令赵希璜得于安阳丰乐镇西门豹祠，移到安阳孔庙，成为著名的安阳残石四种之一，后移至洛阳存古阁，不久被人盗去，现在收藏在安阳市文化馆。上半截《贤良方正等字残石》有93个字，现收藏在天津艺术博物馆。此二石均为东汉早期隶书珍品。
　　58、《祀三公山碑》：也叫《大三公山碑》。刻于东汉117年，碑文初看为篆，实为篆隶之间，称为“缪篆”。内容是说汉常山相冯君祈祷三公山神保祐丰收，国泰民安的民情。元代迺贤曾出访得此碑。1774年元氏县令王治岐在河北元氏县访得。
　　59、《袁敞碑》：刻于东汉117年。1922年出土于河南偃师，1925年被罗振玉收藏。现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碑上下皆断缺，现存70余字。碑主袁敞是司徒袁安之子，与《袁安碑》一样有“穿”。碑文篆书也极相似，可能为一人所书，为汉碑精品。
　　60、《泰室石阙铭》：东汉125年刻，隶书。
　　61、《少室石阙铭》：刻于东汉123年，颖川太守朱宏造刻，是著名的“嵩山三阙”之一，系启的母亲涂山氏之妹、少室少姨庙前的神道阙。在河南登封邢家铺村。在《袁敞碑》发现之前，是汉篆最佳之作。
　　63、《开母庙石阙铭》：
　　64、《阳嘉残石》：此碑四周俱残，不知何人建造。只因“阳嘉二年”字样，推算是汉顺帝阳嘉二年（132年）刻立。1875年在山东曲阜土出，后归吴式芬。后吴宅失火，与《刘玉墓志》同毁。据陆增祥记载，此碑有85字。
　　65、《裴岑纪功碑》：刻于东汉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3千诛杀匈奴呼衍王，克师全胜而刻石纪功。碑原在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25公里处的人石子，“人石子”地名就因此碑而得。1729年清大将军岳钟琪在人石子发现此碑，移至将军府。1735年岳撤军，又移至巴里坤城西北关帝庙。此碑鲜为人知。1758年，裘日修得到碑拓本，始显于世。
　　66、《北海相景君碑》：也叫《景君碑》。刻于东汉143年。原在山东济宁任县县城，后移至济宁文庙内。现在保存在济宁博物馆。碑高2米8，宽1米，圭首有“穿”。碑额有篆“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内容是记景君殁后，门下属之隶慕其德而为之立碑、服丧、守墓等事。为东汉丧葬礼制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字体也由篆向隶过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67、《石门颂》：全称《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是著名的汉代摩崖石刻。刻于东汉148年，陕西褒斜谷古石门隧道上，高二米六，宽二米，共隶书622字。1967年修水库时，将“石门十三品”摩崖从崖壁上凿出，1971年移到汉中博物馆。与《西狭颂》和《郙阁颂》共称东汉摩崖“三颂”。
　　68、《乙瑛碑》：刻于东汉153年，原在曲阜同文门下。1979年移至孔庙东庑，是曲阜所藏的东汉最著名的碑刻之一。内容是当时鲁相上书朝廷请求设置孔庙掌管礼器和祭祀的专职官员的公文。当时孔子第19世孙孔麟廉因孔庙有礼器，但一直无专人掌管，请求朝廷置一百石卒史一人，以掌管礼器及春秋的祭祀。乙瑛当时是鲁相，将此事奏于朝廷，由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奏于皇帝，汉桓帝批示由鲁相择四十岁以上通一艺者任之。当时乙瑛已经满秩而去，继任鲁相平便挑选了孔和为百石卒史，并以此事回奏了朝廷。曲阜孔庙从此有了由皇帝亲自核准设置的掌管礼器和祭祀的专职官员，无疑是一件大事，因此就郑重其事地立碑纪念。《乙瑛碑》虽然历史久远，字迹模糊，但仍可辨认，是极为难得的。因此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很高。《水经注》最早记载过。
　　69、《李孟初碑》：刻于东汉154年。后倒卧入土，清道光年间白河涨水被冲出。现在河南南阳卧龙岗碑亭。高一米六，宽90厘米，有“穿”无额，下半部已残。文字类似《石门颂》中“命”字、“府”字下竖笔很长。为汉隶中的上品。
　　70、《礼器碑》：东汉156年立于山东孔庙。碑高二米二，宽一米，是汉鲁相韩敕为修葺孔庙，造立礼器，更作车舆而阐明功绩，并豁免孔子母颜氏、孔子妻亓官氏后裔而立的。此碑首次载于《水经注》，宋后著录较多，受历代好评。无论是书法，还是镌刻，都是汉隶首选。
　　71、《郑固碑》：刻于158年，山东济宁县署明伦堂东，碑额“汉故郎中郑君之碑”，原碑有15行，每行27字，共400多字。此碑宋时已经漫漶。清时只存254字。此碑与《乙瑛碑》、《史晨碑》相似，字体严谨方整，气格挺秀高雅，是汉隶上品。
　　72、《刘平国治路颂摩崖》：又叫《刘平国颂》或《龟滋刻石》。158年刻于天山南路赛里木城东北100公里的大山岩壁上。关于发现此摩崖有两个说法：一是说张曜发现；一是说徐方福发现。比《西狭颂》《石门颂》更宽博疏放。经1700多年，字迹剥蚀严重，故书法价值一般，但历史价值很高。刘平国是龟兹人，当时与家人从汉族人孟伯山等人一上起率众“断山石作孔”，修建道路和关城。其内容为研究东汉与西域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有价值的资料。
　　73、《张景碑》：159年刻于河南南阳。1958年在南阳发现，是建国后出土的重要汉碑之一。现在南阳卧龙碑亭。碑文记述了地方官员同意张景包修土牛、瓦房等设施，以免其家世瓦徭役之事，是研究东汉赋徭制度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碑顶有穿，穿内有晕。有隶字。其中“府”字竖笔特别长。与《石门颂》的“命”字、《李孟初碑》的“年”字，都有长笔。

张景碑拓本
　　74、《苍颉庙碑》：刻于162年。原在陕西白水苍颉庙里。苍颉传说是皇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此碑是东汉县令孙羡奉刘明府之令，为纪颂苍颉的功绩而立的。1975年收藏入西安碑林。碑有圭首、有穿，高 一米五，宽80厘米。碑阳碑阴及两侧都有文字。其书法介于《华山碑》和《曹全碑》之间。
　　75、《孔宙碑》：刻于东汉164年。高二米四，宽一米三。圆首有穿，碑额“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现保存在曲阜孔庙。孔宙是孔子第18世孙，孔融之父，孔彪之兄。此碑是孔宙之弟子们为颂其德而立。自欧阳修记载以来，为历代所重视。隶书与《曹全碑》、《乙瑛碑》等处于同一水平之上。为“汉隶这最醇美者”。
　　76、《封龙山颂》：刻于东汉164年河北元氏县西北20公里的封龙山下。清道光年1847年为元氏县令刘宝楠发现，移至城内文清书院，当时运工嫌重，将其凿为两段搬运，不料竟断为三截。碑高一米七，宽一米，无碑额。首行书有“元氏封龙山之颂”，碑阳隶书15行，每行26字，字径二寸。与《石门》、《西狭》、《杨淮表记》属同一流派，是著名的汉碑之一。
　　77、《西岳华山庙碑》：即《华山庙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即165年。碑阳836字，碑旧在陕西华阴西岳庙。明嘉靖关中大地震时碑毁，原存残石是清翁方纲临摹拓本复制的重刻碑。1995年清理西岳庙时，出土了部分《西岳华山庙碑》的残石，共大小30块，计462字。碑的内容是记述帝王祭天地山岳，修神庙，祈求天降时雨之事。是研究汉代风情习俗的实物史料。有四个拓本：一是宋《长桓本》，留入日本；二是明《华阴本》，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三是明《四明本》；四是宋《玲珑山馆本》，现在香港中文大学；这四个本以《玲珑本》最早也最精。《华山碑》是成熟汉隶的代表作之一，是著名汉碑。自唐以来备受推崇。
　　78、《鲜于璜碑》：刻于东汉165年。1972年出土于天津武清县高村乡东苏家坟。现存天津历史博物馆。碑两面刻827字，均为隶书，通碑字迹完好，是建国以为出土的最完整、存字最多的汉碑。碑圭首，并有15厘米的穿。碑主鲜于璜，字伯谦，是并州太守，东汉安帝延光四年（122年）卒，终年81岁。此碑是他去世40多年后，其子孙后代为了纪念他、赞颂他的功绩而立。同时还反映东汉政府与北方乌桓等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书法开六朝楷书之先声。
　　79、《衡方碑》：刻于东汉168年，原碑在山东汶上县西南7公里郭家楼前，清雍正1730年汶水泛决，碑陷仆。郭承锡等人重立，现在山东泰安岱庙烦灵门。碑高二米七，宽一米，额圆首有隶文“汉故卫尉卿衡府君碑”。碑主衡方，字兴祖，是京兆尹，有政绩，故门子故吏为其所立。字体外紧内松，方正严谨，是著名汉碑之一。
　　80、《史晨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分前后两碑。前碑《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约8-900字记载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通常称《史晨碑》，记述飨孔的盛况。前后碑基本一致，应出一人之手。现在曲阜孔庙。其隶书已经成熟，是当时“庙堂巨制”，是汉著名碑。
　　81、《西狭颂》：刻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甘肃成县天牛山崖壁，高二米九，宽二米，22行，每行20字，隶书。上端有“惠安西表”4篆字。碑文是颂扬武都太守李翕敕修治西狭中道之事。武都西狭是通往巴蜀的要道，阁道窄狭，车骑不能畅行，李翕亲自监工，在奏请朝廷后，命属官率工清障凿石，遂使西狭成为通途。《西狭颂》是武都郡承吕国为纪颂李翕这一政绩而刻。现在仍保存完好。
　　82、《郙阁颂》：刻于东汉建宁五年（172年）陕西略阳西北栈道的白崖，高二米五宽一米八。碑文也是颂武都太守李翕修略阳旧栈道郙阁道析里桥的事，是研究东汉交通桥史的第一手资料。其字体外紧内松，宽舒方整，隶法中带有篆意，受历代称颂。与《西狭颂》、《石门颂》合称“东汉三颂”。
　　83、《杨淮表记》：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年）陕西汉中褒城东北褒斜谷古道西壁。南宋时被发现，现汉中博物馆。碑主杨淮、杨弼兄弟是《石门颂》中司隶校尉杨孟文之子。此摩崖即是其同乡卞玉于熹平二年在石门时见过《石门颂》，有感于杨氏祖孙业绩而作表刻石纪念。对于研究东汉历史有参考价值。其书法虽然比不上《石门颂》，但可以视为其姐妹篇。
　　84、《鲁峻碑》：刻于东汉175年山东金乡县焦氏山南鲁竣墓，后移济宁孔庙，现在济宁市铁塔寺汉碑群，碑高三米八宽一米五。碑主鲁峻，字仲严，司隶校尉，175年卒,其门生故吏320多人于次年为鲁峻立，内容是记载了鲁的生平事迹，对于研究儒家学说在东汉的地位、官制和礼仪习俗有价值。其碑阴与碑阳非一人之手。
　　85、《熹平石经》：东汉熹平四年（175年），由议郎蔡邕等人书刻，经九年至183年刻成，立于洛阳城南洛水南岸朱圪垱村太学门外。内容包括《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论语》七种，共46石，两面刻字共20万字。几经战火和迁徙，到唐初时，魏征收聚时已经十不存一了。当时残石已倍受宝重，并藏拓本。但再经战乱，唐初收聚的再次亡佚。北宋时再收聚，但已经为数不多。1922年在洛阳故城太学和西安络绎有出土约百十余块。马衡《汉石经集存》中已见大小残石约500余块，最大的一块是1925年在洛阳出土的，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周易》上段残石，两面刻约490字。1929年又出土《周易》下段，现收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熹平石经》是汉隶成熟期官方的“庙堂巨制”的代表。不全是蔡邕一人之手，其他人刻工也称一流，可以与《曹全碑》相提并论。
　　86、《韩仁铭》：刻于东汉175年。出土于金正大五年（1228年）河南荥阳，为县令李天翼发现。清康熙年间一度亡佚，再次发现后移荥阳县署，1925年移置荥阳第六中学内。碑高二米二宽一米二。内容为记述循吏韩仁政绩。碑文文字完好，惟缺右下一角。被认为是汉隶成熟期著名作品。
　　87、《尹宙碑》：刻于东汉177年。元代1312年在河南鄢陵县达鲁花赤阿八赤为修孔庙求石材时，在洧川（今长葛县）发现此碑。移到鄢陵孔庙，后又没入土中。明万历年间洧水洪水再次出土。再移置孔庙（现在县第二中学）。碑高二米七宽一米三。碑额只存“从铭”二篆字，有穿。内容是赞颂尹宙功德，碑阴有元仁宗皇庆三年刻题记。与《韩仁铭碑》相似。对后世唐楷有影响。
　　88、《三老赵宽碑》：刻于东汉180年。出土于1943年青海乐都老鸦城西许白崖子，曾为马步芳所有，后移青海省图书馆。1950年大火楼塌碑碎火焚，残碑只有达碗口大。此碑最早见于张维《陇右金石录》，据载原碑高一米一宽半米，共有隶书736字。碑出土后搬运时断为两截，字迹受损，可辨认681字。碑主赵宽，字伯然，是甘肃碾伯县人，汉名将赵充国之后代。随军破西羌不幸战败，死伤惨重，赵宽侥幸生还，后官至“三老椽”（汉官名，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赵宽卒于152年，65岁。此碑是赵宽去世27年后，180年其叔子潢为长陵令时所立。碑文主要是话音详载赵宽世系，有十世之远，为汉碑少见，所载名字官职皆出自家谱，故历史价值较高。另外，字体流美劲健，是东汉隶书代表作之一。
　　89、《校官碑》：刻于东汉181年。南宋1141年江苏溧水县尉喻仲远在固城湖边溧阳城遗址中发现此碑，移到溧水县城。碑主亁，是汉灵帝时的溧阳县令，他号召流亡者开垦荒地，兴办学校，政绩卓著，得到属下和百姓拥护，立碑纪念。此碑多次迁徙，1958年移置南京博物馆。碑高一米五宽八十厘米，圭首，额书“校官之碑”4字，字下有穿。是汉隶成熟代表。
　　90、《王舍人碑》：刻于东汉183年。1982年出土山东平度县卜乡汉墓地，是近代发现的著名汉碑之一。发现时碑断，仅存碑首和下截，额首篆“汉舍人…王君之…”，目前计存190字。此碑字迹秀丽端庄精致，可与《礼器碑》、《史晨碑》相比，是汉隶之佼佼者。
　　91、《曹全碑》：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是王敞等人为合阳县令曹全纪功颂德而立。明万历初年在合阳县旧城发现，现在西安碑林。碑高二米五宽一米二，无额，共849字，未断裂，在汉碑中属字迹最为清晰完好，保持原来书法原貌，自出土以来是广大金石、书法家的钟爱。是汉碑中不可多得的上佳杰作，最有名的汉碑之一。
　　92、《张迁碑》：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是当时山东谷城县（东阿）的官员一同为前任县令、转任河南汤阴县令张迁所立的德政碑。明万历年间发现，现在山东泰安岱庙。碑高三米一宽一米一，额篆书“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此碑最早见于明都穆《金薤琳琅》，顾炎武怀疑过此碑。但多数学者认为是原刻。《张迁碑》是著名汉碑之一，与《鲜于璜碑》比肩，是难得的精品。
　　93、据考证，现存世的东汉碑刻中年代失考的有：《刘熊碑》《孔褒碑》《仙人唐公房碑》《犀浦墓门残碑》《袁博碑》《张君残碑》《朝侯小子碑》等，其中以《朱君长刻石》等七种最为有名。（附复印本）
　　94、《朱君长刻石》：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济宁运河同知、著名金石学家黄易在山东两城（即微山县）觅得。判断为汉刻，移置济宁州学明伦堂保存。现在济宁博物馆。石刻半米见方，刻“朱君长”三隶字。可能是“墓间残石”。为典型汉隶民间作品。
　　95、《刘熊碑》：1915年顾爕光在河南得到残石一块，碑阴8行63字，现在河南延津县文化馆。宋洪适《隶释》录有全文，原碑共23行，每行33行共759字，用笔纯熟，结体端庄。有人认为在《华山碑》之上。是传世著名汉碑。
　　96、《仙人唐公房碑》：原碑在陕西汉中城固县西北15公里处发现，现存西安碑林。碑圆首，高二米二宽七十厘米，额篆书“仙人唐君之碑”，碑文隶书17行，每行31字，共527字。字迹大部漫漶不清，书法近似《衡方碑》。此碑的特点是“有穿有晕”。此碑记述了王莽居摄二年（17年），唐公房因行善积德而得到神仙李八百所赐丹经秘方，制成仙药，服之仙去，连家里的鸡犬也一起升了天，惟独“鼠恶留之”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宣扬扬善惩恶的思想，富有哲理性，从而影响较广。
　　97、《赵菿残碑》：1937年在河南南阳出土，现存在南阳卧龙岗汉碑亭。石下截残，只存碑额及上截少许残石。额上篆字“汉故郎中赵君之碑”2行8字。额下有穿。碑上存隶书92字。记述赵菿之功德。字体沉稳端庄。
　　98、《朝侯小子残碑》：清宣统三年1911年出土陕西长安，现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碑阳存隶书14行，每行15字。此碑类似《曹全碑》、《史晨碑》的水平。
　　99、《伟德山郑玄摩崖题刻》：1992年在山东荣成发现。题刻于马道镇伟德山花岗岩上，发现前泥土淹没。题刻“北海郑玄书”一行5字，保存基本完好。字属篆隶之间。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今山东)人，官至大司农，是东汉经学集大成者。
　　100、《中山简王刘焉墓铭字刻石》：近年在河南定县北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中发现了634块具有重要价值的铭刻，内容多为当时的地名和工匠姓名，如“望郡石章于通作”、“北平石土卫山作”等。对于研究篆隶演变和历史地理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975年定县修了专门的石刻馆收藏了512块刻石。
　　101、原石亡佚但有拓片或翻刻的东汉碑刻及其代表作。主要有《杨震碑》《淮源庙碑》《冯绲碑》、《杨著碑》《张表碑》《夏承碑》《娄寿碑》等22种。其中《夏承碑》和《娄寿碑》为代表作。
　　102、《夏承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宋哲宗（1086-1094年）治河时出土于洛州广平郡（一说河北省永年县，一说资州，即今四川资中县），出土时碑毫无缺失，一字不少。后渐渐剥蚀，到明代时仆倒。明成化年间（1479年）广平知府秦民悦发现此碑，遂建“爱古轩”将碑置于此亭。后被毁。1544年广平知府唐曜取成化年拓本重刻于漳川书院（紫山书院）。重刻碑高二米六，宽一米三，额篆“北海淳于长夏承碑”8字。此碑书奇特，虽名为隶书，实“体参篆籀而兼开正楷之法”，带有很浓重的装饰性，在汉碑中绝无仅有。相传是蔡邕所刻，干脆在重刻时碑末刻上“建宁三年蔡伯喈书”。究竟何人所刻，众说纷纭。总之此碑特别独特，原碑已经毁，拓本为人格外宝藏，世人难睹“庐山真面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03、《娄寿碑》：刻于东汉熹平三年（174年），碑额篆“玄儒娄先生碑”6字。原碑在湖北襄阳光化县，到明中叶已经佚失。世传有“苏州蒋氏宋本”、“宁波天一阁藏本”、“无锡华中本”等。传明嘉靖无锡人华夏所藏为宋拓孤本。但此拓本缺少首页，少48字。其书法水平受历代推崇，堪与《礼器》《张迁碑》相比。
　　104、《曹蛾碑》：著名的谜语碑。曹娥是会稽上虞人，历史上确有其人。范晔《后汉烈女传》有记载并“为立碑焉”。传说蔡邕题八字“黄绢幼妇外孙韭臼”八字于碑阴。是一字谜。此谜在《三国演义》里成为曹操和杨修的一段故事。《三国演义》里罗贯中把碑移到陕西蓝田蔡邕故居，使得曹杨故事成为可能。（其实曹操从未到过会稽，是不可能见到此碑的）
　　105、汉碑失去“葬时下棺之柱”的作用，保留了一些先秦原始碑和秦代刻石的遗迹，但是在书写和镌刻、形制、品种等上有了许多发展。一是汉代碑没有大小规格规定，1-3-5米不等；二是仍有“穿”“晕”。
　　同时与秦代刻石有三方面的演变：一是由篆字向隶书转变。后来有楷体演变的迹象。二是不再是简单的“竖石”，而是完全用人工采制石材，有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的完整的碑。散文记事，称“志”；韵语赞颂，称“铭”。碑额有圭形、圆形。“圭”是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所用的玉制礼器，有“琬圭”和“琰圭”之分：琬圭是指上端浑圆的圭；琰圭是指上端尖的圭。三是过去的碑，书碑者不署名。但东汉后期的碑，开始出现书碑的姓名。
　　东汉书碑者有5人：
　　1《武斑碑》书碑者纪伯允。《武斑碑》是东汉147年在山东嘉祥县紫云山，碑额隶书“故敦煌长史武君之碑”，碑末“纪伯允书”4字。这是中国历史是最早出现书碑者的碑。
　　2《华山碑》书碑者郭香察。《华山碑》末行刻“郭香察书”4字。也有人认为应该是郭香“察书”（检查校对）。是郭香，而非郭香蔡。
　　3《西狭颂》书碑者仇靖。《西狭颂》题名第十人是“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字样。据考证“从史位”是官名；“下辨”是地名，即现在甘肃成县；“汉德”是仇靖的字；“书文”表明撰文和丹书均是仇靖。
　　4《郙阁颂》书碑者仇绋。颂末题有“从史位。。。字汉德为此颂”，“故吏下辨。。。子长书此颂”。据考证，“子长”即仇绋的字与仇靖是下辨同里本家。
　　5《衡方碑》书碑者朱登。碑末行“万世是传”下作两行，有“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希书”。以上五人是碑上直接刻有名字。
　　另外，还有经考证是碑的书写者：
　　1《张平子碑》书碑者崔瑗。《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中提到此人。唐张怀瓘也点评过《张平子碑》及崔瑗。可惜《张平子碑》早已经亡佚，拓也失传，人们无法领略到此碑的精妙小篆。可惜了！
　　2《耿球碑》书碑者师宜官。师宜官，东汉南阳人，在晋卫恒《四体书势》、唐张怀瓘《书断》等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曾“为袁术将命巨鹿，《耿球碑》术所立，是宜官书也。”说明他曾为袁术立过《耿球碑》。可惜此碑及拓本未曾传世。但是南朝宋朝都对此人此碑有过很高的评价。
　　3《熹平石经》书碑者蔡邕、堂谿典、杨赐、马日譂等。《熹平石经》20多万字，绝非一人所刻。根据对《石经》字体和历史文献考证，当时可能参与的还有至少20多人。
　　4《华山庙祠堂碑》书碑者张昶。张昶是东汉敦煌人，东汉“草圣”张芝之季弟，官至黄门侍郎，善隶，书类其兄，时人称之“亚圣”。《后汉书》《水经注》《书断》《九品书人论》等均有记载，并明确《华山庙祠堂碑》是张昶所书。据《笔势传》记载，书圣王羲之曾“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说明张昶的《华山庙祠堂碑》对王羲之及后世影响很大。可惜《华山庙祠堂碑》碑拓均未存世。什么时候能一睹这个碑，可能是所有喜欢中国文物人的共同愿望。
　　106、三国时代的碑文化。220年曹丕称帝，结束了196年的东汉政权，拉开了三国时代。曹魏明令禁碑，吴蜀虽然未禁，但当时经济水平下降，无意立碑。因此三国时的碑刻非常稀少，仅有的也是统治者授意下所为。三国时代也就是15块真假难辨的碑。其中以魏居多，吴国少，蜀汉之碑渺茫难寻。
　　魏国有确切年代的10种：219年的曹操《衮雪》；220年《孔羡碑》《受禅表》；224年《胶东令王君庙门断碑》《黄初残碑》；242年的《丸都山母邱俭纪功刻石》；240-249年的《正始石经》；261年的《王基碑》。
　　孙吴碑不多，只有4块：272年的《谷朗碑》；276年的《禅国山碑》；276年的《天发神谶碑》；《葛府君碑》。
　　蜀汉传说有1块碑《张飞立马铭》，但真假难辨。
　　107、《曹操兖雪刻石》：219年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在汉中褒谷口即兴题隶书“衮雪”二字，左侧题“魏王”小隶书。据考证，是曹操手迹。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108、《受禅表》《上尊号奏》：220年华韵贾翊等人写了《上尊号奏》，禅让后写了《受禅表》。《上尊号奏》《受禅表》各有1500多字，当时立于河南临颖南15公里的汉献帝庙（原是魏文帝庙），一东一西，碑高三米，巍然相峙，是三国时的代表作。现在河南许昌繁城镇。传说此碑是司空王朗撰文，尚书梁鹄书丹，侍中钟繇镌字，人称“三绝”：文表绝，书法绝，石刻绝。是最早叫“三绝碑”的碑。可能是卫觊所书刻。卫，山西夏县人，官至尚书仆射，善书法。康有为认为是卫所刻。
　　109、《孔羡碑》：刻于魏文帝（220年），现在曲阜孔庙。碑文是说孔子21世孙议郎孔羡修孔子旧庙，置百石卒史守庙，庙外更作屋宇，接纳学者至此讲学等事的诏文。碑额篆“鲁孔子庙之碑”6字，碑文22行每行40字。此碑受历代评价较高。梁鹄，甘肃平凉人，据唐张怀瓘《书断》记载，梁“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宋张稚圭认为《孔羡碑》“曹植词，梁鹄书”。
　　110、《曹真残碑》：刻于魏明帝（235年）。清1843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南门外5公里田野间，当时碑已残，只存中间一段。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111、《范式碑》：刻于魏明帝（235年）山东任城县。宋后碑断，清1776年出土于山东济宁州学西龙门坊水口，现保存在济宁铁塔寺汉碑群内。碑主范式，是山东金乡人，官至庐江太守，此碑是其殁后县令及乡人为纪念其功德所立。保留了东汉许多特点，与《华山碑》《史晨碑》属同一流派。
　　112、《正始石经》：也叫《三体石经》。刻始于魏废帝曹芳正始二年（241年），故名“正始石经”。由于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蝉联书刻，故又称《三体石经》。主要内容是《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同样立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的太学讲堂两侧，分南北两排，与汉《熹平石经》相向而立。石经每块长二米七，全长100米。从晋朝开始就已经残损，历经劫难。北宋有残石出土。清时出土存《尚书君奭》百字内容的残石；1922年以后陆续出土残石，前后共约2500字。是唯一的三体石经。邯郸淳，字子叔，河南禹州人，博学有才华。《书断》、《四体书势》《魏书》认为《石经》为邯郸淳所刻书。
　　113、《谷朗碑》：刻于吴末帝凤凰元年（272年），是东吴九真太守谷朗的墓碑。原碑在湖南耒阳县东，后移到县北杜甫祠。碑额正书“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1行11字。正面书18行每行24字。碑侧有谷起凤谷尚志等谷氏后人题名。碑中之字在明清及民国初年被剜凿过。关于此碑书体，有说隶书，有说楷书。三国正是隶楷转折过渡期，因此《谷朗碑》是字体演变和书法研究上有重要价值。
　　114、《禅国山碑》：刻于三国吴末帝孙皓天玺元年（276年）。内容是给孙皓歌功颂德，还说了许多祥瑞。在阳羡县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典礼，将离墨山封为国山，在山上树立了“禅国山碑”。该碑是由篆书刻成，给人以庄重肃穆的感觉。相传，此碑是吴国著名书法家苏建所书（也有一说是皇象所书），用笔在秦篆汉隶之间。可惜的是，此碑在“文革”中遭枪弹所击，留下十数处伤痕，乱刻画者甚多。可辨之字仅西南下截一块，其余皆平荡，一字无存。只能通过拓本了解内容。传世的拓本，北宋拓本、明拓本均为精品，也是绝品。《禅国山碑》中记录了当时吴国曾发生过的地震，为地震科研提供宝贵历史资料。
　　115、《天发神谶碑》：刻于吴末帝孙皓天玺元年（276年），是孙皓因“天降符瑞”而刻立的纪功碑。此碑为一块矮圆幢形巨石，原在江苏南京严山。宋1091年移南禧门，建亭保护。宋代时断为三段，清1805年失火将碑焚毁。此碑拓本较少，现在故宫藏有宋拓本。此碑是以书体怪异著称，是我国古代碑刻中一件奇特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历来关注此碑的人很多，著作很多，虽然与《禅国山碑》同为篆书，但书法风格大相径庭。后者与秦篆相似；而前者以方笔作篆，简直古怪得惊世骇俗。
　　116、《葛府君碑》：原碑在江苏句容。元1273年童邱戚发现，碑额“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墓”3行12字。清乾隆孙星衍访得，有拓本出世，但字迹严重漫漶。是中国书法长河中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第一座楷书石碑。康有为说是“真书第一古石”。
　　117、《张飞立马铭》：蜀碑是一个空白，探寻蜀碑是中国碑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198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江中捞出张飞立马铭》称：1985年12月在四川阆中县锦屏山的江中，捞出“张飞立马铭”。1987年10月请200多名专家，鉴定是真。真乎？假乎？大家公论。
　　118、两晋十六国的碑文化：晋仍沿袭曹魏的禁碑令，所以碑刻不多。但是墓志数量大增。
　　由于禁碑，但是无法阻止人们对逝者纪念，于是出现了墓志替代墓碑。起初，他们制作一些小型墓碑，简单刻上死者姓名、官职、籍贯等，与死者一并埋入墓中，比如《张永昌墓碑》《夫人天水赵氏墓碑》。后来，加上了一些功德、生平、颂文等。
　　墓志的形成，大概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刻铭墓砖—墓志的原始形态。主要是春秋战国，以至秦代的墓中出土。内容主要是名字、官职等简单文字，表述死者的身份。
　　第二阶段，墓石—墓志的雏形。东汉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墓石。如106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石》、115年的《张盛墓石》、151年的《缪宇墓石》、155年《徐州从事墓石》、171年《胡元壬墓石》。这些墓石里虽然不完全具备首题、志文、颂文三部分，但内容要丰富的多，字数达几十个之多。
　　第三阶段，碑形墓志—墓志与墓碑的融合转变期。在魏晋时期，出现了种集墓碑与墓志一体的碑形墓志。如291年的《菅氏夫人墓碑》（西安碑林），有碑额、碑身、碑座组成，内容有死者出身、行状、葬地、年月以及赞颂死者的铭文等。
　　第四阶段，完整形式的墓志—墓志的定型期。到了西晋末年，洛阳的《南阳王妃墓志》是一块成熟标准的墓志。宽长36厘米，呈正方形，完全没有碑的痕迹，题首“晋……王妃墓志铭并序”。北魏太武（425年）的《靳英墓志》是一块成熟的墓志，包括首题、志文、颂文三者齐全，明言“墓志铭”字样。
　　据考证，记载中两晋十六国时期有碑碣50多种。其中：西晋的约23种；东晋十六国约有29种。而存世的大概有30多种。
　　119、《孙夫人碑》：刻于晋武帝（272年）。清1793年发现于山东任城新甫山下，现在泰安岱庙。碑额隶书“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三行11字。碑阳隶书20行每行37字，共740字。碑阴有清嘉庆二年泰安知府的刻跋。基本笔画沿袭了汉隶风格。与东汉《范式碑》相似。
　　120、《皇帝三临辟雍碑》：刻于晋武帝（278年）。司马炎称帝后，先后三次亲临辟雍(太学)视察，并让太子陪同。士子们刻碑纪念。碑首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再蒞之盛德隆熙之颂”四行23字。碑阳隶书1500字，碑阴为立碑者姓名。罗振玉认为此碑是晋碑之首。此碑1931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镇。
　　121、《吕望表》：刻于晋武帝（289年）。卢无忌撰文。内容为在汲家冢发现竹书周志部分与吕尚奇遇之事。发现地是姜太公吕望的乡里，太公的裔孙、县令范阳人卢无忌为了颂扬先祖高德，立碑纪念。碑额隶书“齐太公吕望表”6字。碑阳600字。原石在河南汲县太公庙内，明代已经断裂，后佚。清乾隆1786年黄易先后访得两块残碑，移置汲县县学中。
　　122、《刘韬墓碑》：碑主是晋代使持节都督刘韬的墓碑，清乾隆初年在河南偃师县杏园庄挖井时发现，被弃于一百姓家。1783年县令武亿发现收存，并仿刻一石。道光1847年原石归山西介休马氏所得，后不知去向。此碑上锐下平，圭首方趺，是介于墓志与墓碑之间的小碑。碑文仅5行47字。如此简略的墓志，极少见。是晋隶的上佳作品。
　　123、《左棻墓志》：刻于西晋永康元年（300年）。1930年出土于河南偃师蔡庄村，先后归新安张钫、陕西于佑任收藏。现存陕西省博物馆。碑志很小，系砖刻隶字。碑主系晋代著名文学家左思之妹。此志石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偏汉隶，但有向楷过渡的变化。是晋志中文字最佳刻石。
　　124、《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是东晋名士。1964年在南京中华门外古残墓中出土，为长条形花岗岩墓石。隶书已经无汉隶特点，近似于曹魏时的隶书。《王兴之夫妇墓志》刻于341年。1965年出土于南京燕子矶。墓字介于隶楷之间，与南朝《爨宝子碑》体态相近。碑主王兴之考证为王彬之子。王彬在《晋书》有传，其次兄王旷即是王羲之之父。因此，王兴之可能是王羲之的堂兄弟。此两碑，引发了一起“公案”：即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有人怀疑《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的作品，应该是智永仿造，而世传冯承素摹本，就是智永仿托的原迹。智永陈隋僧人，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
　　125、《谢安墓无字碑》：是继汉武帝那块无字碑后，第二块著名的“无字碑”。谢安（320-385年），晋宰相，383年指挥“淝水之战”获胜。位于南京梅岗。
　　126、《王羲之“鹅”字碑》：目前位于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内。
　　127、《王羲之“振衣濯足”摩崖石刻》：安徽和县南30公里处西梁山，与当涂县东梁山隔江对峙，犹如一座天设门户，合称”天门山”。传说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游览此山时，在西梁山上挥毫提书“振衣濯足”4个大字，是王羲之罕见的碑刻遗迹。
　　
　　128、《邓太尉祠碑》：刻于前秦建元三年（即东晋永和二年，347年），由前秦冯翊护军郑能进所刻，记载了护军所辖的五部城堡和部族，最后还详列了军府将右26人姓名，为研究前秦时与少数民族关系及关中地区民族居住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原碑在陕西蒲城东阿村的邓公祠里，碑尖首形，上有穿，高一米七，隶书带折，与“二爨碑”极相似。前秦之碑希少，仅此与《广武将军碑》二块，故弥足珍贵。
　　129、《广武将军碑》：刻于前秦建元四年（368年），碑高一米七，圭首，碑额隶书“立界山石祠”5字。据说碑正文中第一行有“广武将军”字样，故称《广武将军碑》。此碑是广武将军纪功碑，叙述了广武将军的生世、政绩和官名疆界等。原碑在陕西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里，1972年移到西安碑林。此碑虽为隶书，但又有篆意的楷意，字迹粗枝大叶，不拘小节，有北方民族原始粗犷之气息，受到历代名家好评。
　　130、《司马芳残碑》：可能刻于东晋。1952年出土于西安西大街广济街，是陕西首次发现的晋碑，现存西安碑林。出土仅存碑上半部，残高一米一，宽一米。碑额篆“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碑阳有隶书残剩124字，碑阴有题名。《水经注》部记载此碑。碑文中有“君讳芳字文豫河内”字样，经考证为司马懿之父司
　　131、《爨宝子碑》：刻于东晋安帝（405年），清1778年在云南曲靖南扬旗田出土。此地为猡猡族祖先爨氏的根据地。碑额“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文388字。碑末刻有“大亨四年”字样。经考“大亨”是公元402年桓玄篡位时改称的年号。书体在隶楷之间，爨碑出土后，名震天下，受到历代推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2、《好太王碑》：刻于东晋义熙年（高句丽长寿王二年，414年）。碑在吉林省集安市城东4公里的许太王乡大碑街。集安属汉代辽东郡，汉帝国的高句丽王朝在此建都，第十九代王谈德武功赫赫而英年早逝，后人不胜惋惜，继承王位的长寿王追谥其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并立巨碑纪念。碑为不规整的方形柱状岩石凿成，通高六米四，座周长太6米三，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石碑之一。东南西北四周刻隶书1775字，记述了世绪及好太王行状、功绩、守墓烟户忠心耿耿等事。
　　133、南朝碑文化。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到589年隋统一的170年间，是我国南北对峙的时期。也是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时期，是汉字字体由隶向楷演变过渡，书法艺术发展的新高峰。南朝从420年刘裕受东晋禅让拥有江南之地，到589年陈亡，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代，期间的碑文化虽然比三国两晋时有了发展，但与北朝相比而言，还是寂了许多。南朝沿袭东晋禁碑遗风，碑刻不多。据考证，大约有20多种，著名的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
　　134、《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碑》，刻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云南陆凉州蔡家堡爨君墓前。此碑在元代明代均有记载，后无下落。清1826年云贵总督阮元在陆良县贞元堡发现，并筑亭保护。现在陆良县贞元堡小学内。碑高三米四，碑阳有楷书1080字。与《爨宝子碑》并称“二爨”，为南碑之冠。受到历代名家追捧。
　　135、《刘怀民墓志》：刻于宋464年。出土于山东益都。志文有16行，满行14字。是正式成型的最早的墓志。与“二爨”碑极为相似。
　　136、南京还出土了许多南朝时的墓志：
　　1、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玄宫的石碣（刻于421年）。1960年在南京宝贵山出土，证明了来恭帝冲平陵的所在。
　　2、1972年在南京太平门出土的，刻于南宋475年以员外散骑侍郎明昙喜的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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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瘗鹤铭》：刻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石山上。中唐以后有记录。宋时被雷击碎为五块，毁落于长江。南宋1174年取出一块碎石，有20字。清1713年苏州太守陈鹏举又捞出其他四块石，移置镇江焦山。将5石粘合为一，共88字，砌入定慧寺壁中，清同治1868年，又捞出一石，有4字，现存于焦山宝墨轩碑廊的碑亭里。《瘗鹤铭》六朝石碑之王书法、艺术具极高地位，素有“北有《石门铭》，南有《瘗鹤铭》”天下二铭之说。
　　138、繁星满天的北朝碑文化：（公元386年—公元581年）是我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由于北朝没有禁碑限制，加上北方多名山大岳，取石方便，因此竖碑刻石、摩崖题刻处处皆是，碑文化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据统计，北朝不到二百年的历史里，存世的各类朝碑刻逾千上万，形成独特的“北碑”，由于元魏具有代表性，所以又称“魏碑”。主要代表是：以《郑文公下碑》为代表的云峰摩崖、以《始平公造像记》为代表的洛阳龙门造像题记和以山东《泰山经石峪》和邹县《四山摩崖》为代表的“北魏三大宝库”。
　　139、《北魏太武帝东巡之碑》：刻于北魏太延三年（437年）。《水经注》最早著录。民国初年发现于河北易县猫儿洼。公元423年太武帝继位，北方黄河流域统一。内容记述太武帝东巡恒山，北巡而归，经易州射箭，尽管群臣中有武艺比他强、力气比他大、射箭比他远的大有人在，但无人敢超过他。碑额刻篆“皇帝东巡之碑”，碑阳正书14行，每行26字。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实物资料。
　　140、《中岳视高灵庙碑》：刻于北魏文成帝（456年）。碑现在河南登封嵩山中岳庙。碑额有穿，额书篆字“中岳嵩高灵庙之碑”，碑阳正书1000多字。为道士冠谦之立。当时南朝奉佛教，北朝崇道教。冠谦之是道教大师。《中岳嵩高灵庙碑》和《大代华岳庙碑》（已经佚失）即此时所立，两碑出一人之手。
　　141、《晖福寺碑》：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陕西澄城县李润镇北寺村的晖福寺。现西安碑林。碑额篆“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有穿。碑文正书，共24行，每行24-26字不等。记载了出身于冯翊李润羌酋大姓的宦官、羌人王庆时监造晖福寺造三级佛图的经济和寺院豪华壮观的场景。
　　142、《吊比干文》：刻于北魏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河南汲县（卫辉县）比干庙。原石已经佚，传世无原石拓本。宋哲宗1090年重刻。碑额篆“皇帝吊殷比干文”，碑阳28行每行46字。字体似隶似楷似魏，属于过渡性文字特别。在清代受到狂热推崇。比干是忠臣的代表。
　　143、《贾使君碑》：刻于北魏神龟二年（519年）。碑原立于兖州府学。宋时被一民间伙房当作肉案。1096年被温益访得重立。现在保存在曲阜孔庙。贾思伯，字士休，山东寿光人。曾任兖州刺史，政绩颇佳，此碑是当地吏民为其立的功德碑。碑额“魏兖州贾使君之碑”8正书大字。阳刻24行，每行44字正书字。
　　144、《张猛龙碑》：刻于北魏522年。现在山东曲阜孔庙。该碑是北魏代表作。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高二米八，宽一米二，碑额楷书，碑阳正书1200余字。内容是颂扬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的德行。此碑书法受到历代名家称颂，是书法爱好者临摩的重要碑帖。
　　145、《马鸣寺碑》：刻于北魏523年山东乐安县大王桥。现在山东石刻博物馆。碑高一米五，宽八十厘米。碑额楷书“魏故根法师之墓碑”8字，阴文楷书“马鸣寺”3字。是北魏碑中杰出者。
　　146、《高贞碑》：刻于北魏523年。清1806年出土于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移置德州学宫。碑额篆书“魏故营州刺史懿侯高君文碑”，阳刻楷书24行，每行46字。《高贞碑》与《张猛龙碑》同属北碑中之佼佼者。
　　147、《兰陵王碑》：河北邯郸县城南距临漳10公里的刘庄，从1971年发现的134座北朝墓葬中，有一批包括《兰陵王碑》的北朝碑。其中东魏《高盛碑》、《高翻碑》和北齐《高肃碑》合称“磁州三高”。其中《高肃碑》又称《兰陵王碑》，兰陵王名叫高肃，是高欢的孙子、高澄的第三子，是智勇双全的北齐末期著名大将。估计刻于北刘575年，碑篆“齐故假黄铖太师太尉兰陵忠武王碑”。现在刘字庄村的碑亭内。1988年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48、《义慈惠石柱》：刻于北齐年间。在河北保定定兴县西北10公里的石柱村。柱身上刻有“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9字和3000字的颂文。记述了北魏末年的“杜葛之乱”和义葬、义食和兴建石柱的经过。525-528四年时，有杜洛周、葛荣农民起义在河北一带与北魏军战斗。起义失败后，群众收拾义军残骸合葬建立纪念碑，初为木刻，后官府改为石刻。内容虽为官府歌功颂德，但也客观反映了起义军的实际情况。
　　149、《李仲璇碑》：全名《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刻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年）。现存在山东曲阜孔庙。碑额篆“鲁孔庙之碑”2行6字。碑阳25行，每行51字。碑阴3列，首列在额后。此碑书法奇特，杂大小篆，分隶于楷书这中。
　　150、《敬使君碑》：全名《敬使君显俊碑》。刻于东魏540年，是颂扬北齐仆射永安侯敬使君显俊营造禅静寺的功德而立。碑在河南长葛。清乾隆1738年于长葛辘轳湾出土，后归知县许莲峰，移到陉山书院，碑阳楷书26行，每行51字，共1300多字。仅缺十来个字。这是著名北碑之一，不仅书法婉雅优美，他的碑题有两个标题“敬使君碑”和“禅静寺刹前铭”独具特色。是中国碑文化历史上惟一的一块刻两个标题的碑。
　　151、《吕望碑》：刻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在河南汲县太公庙。碑阳楷书23行，每行42字。碑阴有5列。碑侧有“元符二年石采”题名。
　　152、《西岳华山庙碑》：刻于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岳庙，现在西安碑林。高四米，宽一米五。碑额篆书“西岳华山神庙之碑”2行8字。碑阳隶书25行，每行55字。
　　153、《唐邕写经碑》：刻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河北武安市南15公里鼓山响堂寺的前壁。
　　154、墓志是碑刻里的一大类。西安碑林中收藏的墓志共869种，其中北魏的有152种，占17%。北魏墓志有四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埋于墓圹内免受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所以保存较好。三是大多数书写精美，镌刻精工。四是制作精细，打磨平整。
　　155、《元桢墓志》：刻于北魏太和二下年（496年）。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芒山东唐寺门。原为于佑任收藏，现在西安碑林。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北魏墓志。呈正方形，共17行，每行18字。元桢是相州刺史南安王。此碑是北魏墓志中的精品。
　　156、《元简墓志》：全称《太保齐郡王元简墓志》。刻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西北高沟，原为于佑任收藏，现在西安碑林。元简是北魏文成帝第四子。此志文楷书用笔峻健，方劲端严，挺拔雄强，是北魏墓志书法里的精品。
　　157、《穆亮墓志》：全称是《太尉领司州牧骠骑大将军顿丘郡开国公穆亮墓志》。刻于北魏502年。1925年与亮妻尉太妃墓志同时出土于洛阳城东北西山岭西南。原于佑任收藏，现在西安碑林。墓主穆亮，官至侍御中散，负责监造魏之宫殿，后封长乐王，拜尚书令、司空等职。
　　158、《元飏妻王氏墓志》：刻于北魏513年。1910年与《元飏墓志》一起出土于河南洛阳张羊村西北。民国年间被毗陵董氏售与日本人太仓喜八郎。这是北魏墓志的精品。
　　159、《崔敬邕墓志》：全称《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督营州诸军事营州刺史征虏将军太中大夫临青男崔公之墓志铭》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志文正书25*29字。此志书法与《张猛龙碑》相似，用笔精妙，可与《石门铭》相比，在《张猛龙碑》和《贾使君》之上。清出土后受到热捧，争相拓本，以至仅几十年，石碑已经裂尽。清康熙三十年，安平知县陈宗石为保护该志，将石砌入乡贤祠壁，但未几即佚。目前有5种拓本存世。
　　160、北朝时造像丰富。仅洛阳龙门现存石窟1300个，造像97000个，题记3800种。历来有“龙门二十品”、“龙门百品”等目录。
　　161、《沮渠安周造像记》：刻于北周承平三年（445年），清光绪年间出土于新疆，中断。不久为德国人获得，现保存在柏林国家博物馆。1905年长白端方出使德国时，见到此碑，请求捶拓，德国人以石脆不许。端方拓一全张又半张而归。这才使全国人见此真迹。传说此碑在二战时已经毁，所以，端方这拓本成为存世孤本，现收藏在国家历史博物馆。
　　162、《元晖墓志》：全称《魏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领导雍州刺史文宪公墓志铭》，刻于北魏520年，正书31*31字。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曾被于佑任收藏，现在西安碑林。碑主元晖，是北魏王室成员。
　　163、《司马昞墓志》：全称《魏故持节左将军平州刺史宜阳子司马使君墓志铭》，刻于520年。清1755年在河南孟县葛村与《司马绍墓志》《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司马升墓志》一起出土，合称“四司马墓志”。此志初归张大千，后为长白端方所得现已经亡佚。拓本很少。
　　164、《常季繁墓志》：全称《魏故齐郡王妃常氏墓志铭》，刻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正书26*26。1910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高沟村，为董康所得，后卖约日本太谷氏，1924年毁于日本大地震，残石仍在日本。此志书法秀丽媚严、清丽端庄，深受名家爱好。
　　165、《苟景墓志》：全称《冀州刺史苟景墓志》，刻于北魏529年。192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东陡村，原由于佑任收藏，现在西安碑林。正面是27*26个正书，志盖底阳刻“魏故仪同苟使君墓铭”9篆字。整个墓碑艺术水平很高。
　　166、《张黑女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府君墓志》，刻于北魏531年。墓主张玄，字黑女，南阳白水人，志称“葬于蒲板城”。在山东永济。原石早佚，清何绍基所藏之原拓孤本，现在上海博物馆。志文20*20，共367个字。是魏碑的代表作之一，倍受历代名家关注。
　　167、《司马升墓志》：全称《大魏故南秦州刺史司马使君之墓志铭》。刻于东魏535年，志呈正方形，正书26*21字，是1755年在河南孟县葛村出土的“四司马墓志”之一。据传此碑现在日本收藏。这碑书法艺术水平很高，与《张猛龙碑》相当，深受名家喜欢。
　　168、《元延明妃冯氏墓志》：全称《魏故使持节侍中太保特进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大将军雍州刺史安丰冯氏墓志铭》，也叫《安丰王妃冯氏墓志》。刻于东魏548年。出土于河北磁县，归河南南阳金石保管所。志文是隶书22*21字。是北魏隶书中的代表作。
　　169、《朱岱林墓志》：刻于北齐武平二年571年。朱岱林是山东寿光人明末出土于山东寿光县。志文正书40行，每行34字。清雍正三年1725年被王化洽访得，始有拓本传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志是北朝墓志中的精品，深受历代重视。
　　170、《元显俊墓志》：全称《魏故处士元显俊墓志》。刻于北魏延昌二年513年。191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北郊魏墓群中。碑主元显俊，洛阳人，是北魏景穆皇帝之曾孙—镇北将军翼州刺史城阳怀王的第三子。此墓志最初为傅沅叔购得，后归北平历史博物馆。918事变后，转移到南京博物馆保存。是我们北魏碑刻的精品。
　　171、《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川刺史始平公造像记》。是著名“龙门四品”之一。题记在龙门古阳洞北壁，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楷书，有方界格。额楷书阳文“始平公像一区”2行6字。文与格栏均为阳刻，是石刻中所少见的。《始平公》是魏碑中的代表作，已经没有隶书痕迹，兼具北方少数民族之粗犷之势，形成魏碑中端严和宕逸相间的风格。
　　172、《孙秋生造像记》：全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刻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龙门古阳洞南壁佛龛中。“龙门四品”之一。额阳刻楷“邑子像”3字。题记分二部分：上截为题记，下截为题名，共约1000多字，是“龙门品”字最多的一块，以方峻峭劲而著称，也是北魏代表作。
　　173、《杨大眼造像记》：全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龙门四品”之一。刻于北魏506年。杨大眼是北魏名将，屡建战功，担任过荆州刺史。506年他南征归来，发愿给孝文帝造像。由于杨权势显赫，又是皇帝造像，故丹书和刻石之人均为高人，是“龙门品”中精品。与《张猛龙》相似。
　　174、《魏灵藏造像记》：全称《魏灵藏薛治绍造像记》，“龙门四品”之一（与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合称四品）。在古阳洞上层。额题楷书“魏灵藏薛法绍释迦像”9字。书法古朴苍劲，规整有致，体势峻伟，捺脚特长。
　　175、《姚伯多造像记》：也叫《姚文迁造像记》，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现在陕西耀县药王山上，碑阳上刻有三尊佛像，下有铭文624字。两侧分别为姚伯多造像记和梁冬姬造像记。从文字上看，此碑不同于其他魏一般佛弟子造像记，而是道教造像记，其刻字似隶非隶、似楷非楷，字形独特。另外此题记别字连篇，点画随意增减，还有漏刻现象。推测此碑未经书碑，由石工直接刻成。是北魏石刻中一个奇品，被于右任将其与《广武将军碑》《慕容思碑》一起称作“三绝”。
　　176、《曹望喜造像记》：刻于北魏正光六年（525年），原垒于山东临淄县桐林庄一居民墙间，清同治年间发现，为陈介祺所得。1921年陈之子将此碑售于法国巴黎博物馆，现收藏在巴黎。记文共22行，每行9字。北魏造像一般刻工较粗，刀凿痕迹比较明显。而《曹望喜造像记》不仅书法峻秀细致，而且刀法婉转细腻，是北魏造像中画书刻俱佳、最为精熟的代表作之一。

　　177、《杜照贤造像记》：全称《杜照贤杜慧进等十三人造像记》，刻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在河南禹县。上半身为像，下为题记。记文8行。书法以隶书为主，兼具楷篆行草各种笔意，诸种书法糅在一起一碑，甚至一字上，变化生动。西魏的传世碑刻极少，此碑是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