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题名记》碑，是有８万余件文物的开封市博物馆第一“镇馆之宝”。“它是我国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时间较早、记载人名最多、时间最为详细、涉及官职最多的地方官员题名记碑。”开封市博物馆馆长曾广庆先生说。
２００８年１月底，记者在包公湖边的开封市博物馆北碑廊里见到了它。
它被玻璃罩封着，看上去并不起眼。我趴在玻璃罩上看，碑额和周边所雕的纹饰，均是宋代常见的缠枝牡丹和蔓草，石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大部分可以清楚辨识，个别地方有风化剥落痕迹。
“这通碑，原在北宋开封府署内，清初迁开封府署于今开封县街，在府署前建包孝肃公祠，把该碑移到祠内。民国初，废府存县，石碑仍存祠内。”开封市博物馆原馆长徐伯勇先生说。
新中国成立后，包公祠所在地成为开封市劳动局。“文化大革命”因修人防工事，石碑被撂在大街上。后来建防空洞时，看它结实，又把它垒到墙上，阴差阳错地保护了下来。１９７１年，它被运回开封市博物馆收藏。
１９９０年６月，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耿宝昌、孙会元等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
这通碑，算得上命大。当年金灭宋，没有毁它。明朝淹城，也没冲走它。北宋１４６年留名于其上的１８３任官员，以及他们断狱行权的那座辉煌的府第，甚至那座当年世界第一大城，都被埋在地下。而它，像圆明园大水法的残石，竟奇迹般幸存下来。
它独立于时间之外，宛如神助般幸免于一切伤害，直至成了一个被深埋大城所余无几的华丽余光，附于其上的所有文字、所有划痕都弥足珍贵。
碑仍存，城安在？名犹存，人安在？
竖碑但为人评点
公元９０７年，即后梁开平元年，汴州升为开封府。除后唐外，后晋后汉后周皆因之。历经宋、金，元时改南京路，明清恢复，１９１３年废，共存９００余年。由于“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等戏曲的渲染，知名度甚高。
开封府影响之大，还因为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没当皇帝之前都曾在这里当过府尹。
北宋开封府，也称东京开封府和南衙开封府，号称“天府”或“京府”。
开封府的设置，源于首都必须建府的唐制，但宋廷为加强东京开封的地位，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别处州府难望其项背。
因为“开封典治京邑”，对其知府的选拔，尤为重要，既要对皇上忠诚，又要有较高的文化和政治素养。但纵观开封知府，真正做得好的只是少数。
因为开封府是官僚、贵族、豪右、猾吏、奸商等角逐的一个重要场所，开封知府夹在宋廷官僚、贵族之间，执法很难。宋代人评价说：“开封官治事略如外州，督察按举必绳以法，往往加以笞责，故府官罢，吏率掉臂不顾，至或欺侮之。”时称“孝顺御史台，忤逆开封府”。
官难做，难做官，开封知府像走马灯一样，任期都很短，很多人只有几个月，更甚者只有几天。最有名的开封知府包拯也只任职一年多。在这个位置上，想有大作为，更难。大部分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庸无奇，甚至贪暴无能。
为强化吏治，政府势必要采取措施。开封府立《开封府题名记》碑，就是举措之一。
北宋时期，各级官厅亦各立本厅历任官员题名碑，这是个简单的流水账，记的就是官员姓名官职到任和离任日期。这种“流水账”，西晋时就已经出现，到了北宋，更为盛行。
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中说，这样做可使后人“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对官员是一种警戒。对贪渎者，老百姓指着名字大骂像被人戳脊梁骨，有点廉耻的人都不会好过。对尽责者，老百姓的指名褒奖也是道德教化的一种。
《开封府题名记》碑显然实现了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据文献记载，早在北宋，包公就备受敬仰，男女老少皆知其名。南宋时，他在碑上的名字被仰慕者触摸得“指痕甚深”。历经元明清民国，指痕更深，变成“小坑”，名字不存。包公名不在碑而有口皆碑，民心烛照，足以激发后代官吏之勤修德政。
元朝文学家王恽在开封看到此碑时写道：“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
王恽看到石碑时，包公的名字还在，其正气“霜威”，仍能震慑贪渎。直到今天，开封民间仍有传说：“如果你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包拯的名字，手指就不会发黑。如果是贪官，触摸后手指就会黑。”
石碑之上Ｎ个谜团
这通石碑刊刻北宋一代开封府长官的大部分题名，上自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开封府第一任府尹咎居润，下至宋徽宗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的李孝寿，共计１８３任。每任，均以大书书其姓名，名下刻小字记其官衔及任职时间，多呈双行竖刻。
细察此碑，我发现诸多谜团。这通石碑没落镌刻者姓名，也没镌刻日期，前后刻写字体和书写方式都不一样；有的老子当开封知府，把子侄辈的姓名也题刻上了；碑面上并没有刻满，还留有４０余人的空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细看石碑，第１３８任是李清臣，第１３９任是王安礼，两人刻名紧挨着，而从第一任咎居润到李清臣，人名排列规整，字迹大小基本一致，刻书风格基本相同。开封市博物馆原馆长徐伯勇认为“李清臣以前，似为一气呵成”。
由此可知，这块石碑的第一位题刻者是王安礼，时间是他当开封知府的前后，即公元１０８１年至１０８２年。他以当时府衙所存档案资料为依据，题刻了他之前的１３８任开府知府，即从第一任咎居润到第１３８任李清臣。
至于从１３９任王安礼至１８３任李孝寿４０余人，姓名字迹大小不一、刻写方式不一致，河大宋史专家周宝珠先生认为，“似为多人多次直刻”。
碑文上，多人名下有注文，老子当官，把儿孙的名姓也都刻上，如第３８任吕夷简名下刻“天禧四年九月龙图阁直权学士知子公绰公弼公著公儒曾孙嘉问”。这是因为，他的三儿一孙公绰公弼公儒和孙子嘉问相继任过开封知府，所以都刻上了。
这样的情况反映在碑文上，还有程羽魏羽梁颢韩绛李肃等人，都是因家族中两人以上先后任开封知府，其名下加刻子、孙、侄之名。
冯京名下有“充山陵顿递使”、钱藻名下有“充太皇太后山陵桥道顿递使”等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先说桥道顿递使，这是个礼仪官职。唐宋行大典时所置五官，均命大臣兼任。宋代笔记记载：“每南郊大礼，循唐制命五使。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仪礼使、卤簿使，御使中丞为仪仗使，知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也就是说，这个非常设的礼仪性职务，一向归开府知府兼任。这个规矩，自北宋初年开始一直如此。对于担任者，这显然是荣耀，而且到北宋晚期，刻出此类职名之风更盛。
石碑左侧，有五分之一的位置空缺，这是因为，公元１１０４年，宋徽宗听从蔡京建议，“罢开封权知府，置牧、尹、少尹”。以往只有亲王任府之长官才能称尹，其他官员任长官只能称“权知”、“知”、“权发遣”，且“牧、尹不常置”。显然，更换开封府长官名称，象征着提高开封府地位。为表示与《开封府题名记》碑有所区别，需要另刻《开封府尹题名记》碑。
任务落实到新任开封府尹、崇宁四年开始任职的李孝寿身上。于是，李孝寿成为“府”题名中的最后一任和“府尹”题名中的首任。
这两通碑原共存，历代屡有迁徙，“文化大革命”中府尹碑下落不明。
“开封府衙署原有《开封府尹题名记》碑，碑文起于崇宁四年首任开封府尹李孝寿，止于上官悟，共４８名开封府尹，最后附录了金代一任韩仲适。这通碑流传八百余年，只留下这么点儿情况，别的内容未见开封方志中有任何记载。”河大宋史专家周宝珠先生说。
《开封府题名记》碑上有些内容与文献记载有出入，比如文献中明确记载某人何时知开封府事，碑上无刻，这样的情况有２０余人次，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此碑所记人名均是任职开封并到任的官员，那些有“任命书”而未到任者均未刻写，这就有了２０余人次的出入。
至于碑刻上部分官员到任时间晚于文献记载，原因很简单，文献记载的是任命时间，碑刻上记载的是官员到开封府赴任（报到）时间。两者存在时间差。
“包严欧宽”各任所长
日前大火的电影《集结号》上，有个让人难忘的镜头，谷子地在无名烈士墓间慨叹：“生下来父母都给起了名，这会儿咋都成了没名的孩子呢？”人的姓名不仅仅是代号，它是庄严的、不可亵渎的。
张爱玲曾说命名是一种小型创造，名字是有色彩有气味的，每个姓名后面，都有一段故事呼之欲出。当我趴在《开封府题名记》碑冰冷的玻璃罩上，吃力地辨识着大宋精英的名字时，忽然感到，他们五味杂陈的人生，都浓缩在碑上的姓名之中。
石碑上，有四处知府的名字无法辨认，除第９３任外，另三处皆是文字剥蚀所致。
第９３任处，是一个光滑的约深５毫米长６０毫米的凹坑，其下刻有“嘉二年三月龙图阁学士权知”字样，这是包公赴任日期。那个消失的姓名，就是包拯。他没有名字，但有着许多故事和传说。
公元１０５７年，包拯任开封知府。在一年零三个月的知府生涯中，他大力改革诉讼制度以便民，公开拆毁官宦豪族侵占惠民河修建的花园亭榭，消除水患。他刚正不阿，不通关节，民谚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史》称：“拯立朝刚毅，闻者皆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一年半时间，“吏民畏服，远近称之。”人称“包严”。是政坛鹰派人物。
第９４任开封知府是欧阳修，他的性情行事与包拯大为不同。他以宽简著称，行事低调，当有人问他：“你的前任威名赫赫，你会怎么办？”他说：“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长耳。”
他权知开封府只有九个月，“民安其不扰”，人称“欧宽”。
在《开封府题名记》碑中，我还找到了寇 、范仲淹、吕夷简、曾公亮、韩琦、司马光等名字。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几乎涵盖了当时最有力量、最优秀的一个群体。如果没有他们，北宋的历史一定会改写。
专家点评
《开封府题名记》碑原立于开封府衙前，镌刻北宋一代历任开封府长官的题名，共计１８３任，是记载这一时间内有关开封知府的最完整资料。尽管碑刻有漏刻人员，但官员上任时间和官职都是可靠的，相对于别的资料，更具权威性。
此碑可补史料空缺和纠史之谬误之处甚多，比如有多人是正史无相关记载而在开封府任职者，石碑补充了以上史传的不足，是极有意义的。
此类文物在全国并不多见，是研究宋史、开封地方史志珍贵的实物资料。它不仅是开封市宝，在我国“国宝”级石刻中也应占有一定地位。
点评专家：
河南大学宋史专家周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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