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江南，东下会稽，祭大禹陵，登天柱山。凡是独裁者，都会想到身后的影响，就命左丞相李斯手书碑文，刻石记功，将此石竖于旁边的鹅鼻山山顶，这就是著名的“会稽刻石”。这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后来天柱山改称“秦望山”，鹅鼻山改称“刻石山”。
　　会稽刻石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文化古迹，对秦始皇来说，却是耻辱柱。人们一旦议及会稽刻石，就会想到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刻石之后，在回去的路上，秦始皇就死了。秦朝二世而亡。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载：“（秦始皇）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 ，取钱塘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尺六，西面广尺六寸。刻丈六于越东山上，其道九曲，去县二十一里。”
　　秦时刻石现在找不到了，碑文内容却完整地记录在《史记》里。只是年代久远，司马迁后又出现新的版本，字数和内容都有了分歧。
　　会稽刻石的拓本，已成为我们学习篆书的范本。当然不可能是原拓。

　　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始随王，王未之知也。会游秦望，使人视刻石文，时莫能识，云独诵之，王悦，自是宠冠府朝。（试译：齐建元年初，竟陵王萧子良任会稽太守，范云成了竟陵王的下属，起初并没有受到竟陵王的注意。有一天竟陵王组织官员游秦望山，叫大家去看会稽刻石。当时大家都不识碑文，只有范云一人读得琅琅上口，很得竟陵王赏识，从此就成为最为得宠的人。）

　　宋人姚宽（字令威）写的《西溪丛语》也说到这件事。说始皇刻石别人多以为是两句一韵，而且写的是大篆，人多不识。范云却知道是三句一韵，在上山的前一天晚上范云找来《史记》，把李斯碑碑文读得滚瓜烂熟，所以第二天当着萧子良的面“读之如流” 。在萧子良眼里，范云成了“国学大师”，其他同僚只好干瞪眼。范云这家伙心机特多！
　　从这则掌故来看，会稽刻石在齐建元（479-482）初，不但确有其刻石，而且字迹还很清晰。
　　《西溪丛语》说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位名叫张守节的学者曾记载：“会稽山刻李斯书，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张守节说得言之凿凿。
　　《西溪丛语》还写到，姚宽自己在绍兴（1131年-1162年）初年爬上秦望山找碑：“予尝上会稽东山，自秦望山之巅，并黄茅，无树木。其山侧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别无他石。石笋并无字。复自小径别至一山，俗名鹅鼻山。……山顶有石如屋大，中开，插一碑於其中，文皆为风雨所剥，隐约就碑，可见缺划，如禹庙没字碑之类，不知此石果岑石欤？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险绝，罕有至者，得一采药者则至之耳，非伪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这位姚先生不辞辛劳，估计身体也好，居然两座山都去转了转。秦望山上没有找到碑，鹅鼻山山顶上找到了，只是字已无从分辨，但痕迹还是有的。采药人也说这是真正的会稽刻石。姚令威把秦始皇看成是力大无比的巨人，认为这块来自钱塘江边的岑石只有秦始皇亲自动手才插得上去。
　　姚宽之前的古人大都持“秦望山说”,其实晋人王彪之已把鹅鼻山称为刻石山。范云读碑、姚宽访碑以后，会稽刻石在鹅鼻山已成定论。古时地理名称较为笼统含糊，一大片山统称秦望山。后人的地理名称逐渐细分，于是在“秦望山”中间又出现了“鹅鼻山”，也是有可能的。这当然只是我的想当然而已。
　　另外还有“何山说”。姚宽登鹅鼻山后二十余年，他的外甥莫济到会稽任职（相当于教育局长），与同事王十朋说及会稽刻石。他认为会稽刻石是秦始皇刻石中字数最多的（296字）的一块，不单在书法上是“后学之宗匠”，就文物而言也是“传国之遗宝”，非同小可。莫济对舅舅姚宽的说法有疑问：姚宽说鹅鼻山顶石屋插有石碑，现在石屋尚在，碑却不见。意欲继续搜访。可见莫济是个很顶真的人，估计他已经上鹅鼻山山顶去看过。王十朋是南宋名士，中过状元，当时在会稽任“签判”。莫济一说，自然对会稽刻石很感兴趣。他请会稽县“尉”（相当于副县长）梁次张一道留意。这位梁先生对寻访会稽刻石很重视，但一怕鹅鼻山上的虎狼，又怕山神木客怪罪世人的干扰，犹豫再三。有一次到云门寺，僧人告诉他何山上有碑，立即报告王十朋，王十朋因公务缠身，请梁登何山。梁叫上一名拓碑人，随带干粮，硬着头皮上山了。
　　梁次张一路辛苦自不必说，最后在何山上找到了“碑”，碑上也没有字。但既然上来了，也不甘心空手回去，他还是请拓碑人拓了一张纸下来，交给了王十朋。我估计王十朋面对这张碑拓一定目瞪口呆。因为那张拓来的纸，上面没有一个字。莫济、梁次张、王十朋各写了一首长诗记其事。我敬佩他们尊重历史的精神，三首长诗没有说会稽刻石就在何山上，只是说“尽记本末，以俟后之君子”。最滑稽的是梁次张，他说，以后有人追访会稽刻石，肯定会把我的诗从头读到尾。我就是把他的诗从头读到尾的人，不由得会心地一笑。
　　近日看到邹志芳先生《历代诗人咏会稽山》一书，其中涉及会稽刻石的诗文搜集丰富，论述详尽，令人有相见恨晚之感。
　　陆游也曾兴致勃勃地爬上鹅鼻山找碑，上山前还特地买了一双适宜登山的“芒屩”。有诗为证（《剑南诗稿卷二十二》）：
　　街头旋买双芒屩，作意登山殊不恶。
　　苍崖无罅竹鞭逸，崩石欲坠松根络。
　　凭高开豁快送目，历险崎岖危著脚。
　　川云忽起两蛟舞，瀑水高吹万珠落。
　　大岩空腔谁所刳？绝壁峭立端疑削。
　　坡平或可坐百人，峡束仅容飞一鹤。
　　蛇蹊岌岌头目眩，鬼谷惨惨神先愕。
　　秦皇马迹散莓苔，如镌非镌凿非凿。
　　残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报焚书虐。
　　人民城郭俱已非，烟海浮天独如昨。
　　诗前有题曰：“登鹅鼻山至绝顶，访秦刻石，且北望大海。山路危甚，人迹所罕至也。”陆游说“残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报焚书虐”，可见对秦始皇也是持批判态度的。
　　我粗粗翻阅《剑南诗稿》，发现陆游在家乡时时常在城南山区转悠，对秦望山、何山、鹅鼻山这一带非常熟悉，常常住上十天半个月。陆游比王十朋晚出生13年，肯定也听说过“何山说”，但他不去何山上找李斯碑，说明他也不认可“何山说”。
　　去年六月某日在县文保所工作的葛国庆、金东海来找我，说由鹅鼻山下的岔路口村开拓旅游项目，要我为鹅鼻山写一块碑。凿在鹅鼻山之巅的岩石上。碑文如下：
　　史载秦会稽刻石立鹅鼻山，戊子孟秋绍兴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组探石至此，为之记。
　　在鹅鼻山顶刻碑，真是“斯翁之后，直至小生”，这是千载难遇的好事，我自然满口答应。下面就是我写的碑文，印是田丰所刻。

　　不久，碑凿好，约定七月五日一同上山拓碑，葛国庆和村书记尉瑞庆热情邀我一起上山，我咬一下牙，也就同意了。
　　岔路口村位于绍兴县平水镇会稽湖(平水江)上游，若耶溪源头，距绍兴市区22公里。由洪溪、岔路口、养龙、嵋山四个自然村组成。平整的柏油马路直通半山腰。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难解之谜有待我们去探讨，到这里来登山访古的人越来越多。这里充满着待开发的旅游资源。
　　鹅鼻山多别名。王彪之称作“刻石山”，姚令威又说“越王栖于会稽，宫娥避于此，名‘娥避山’。”《越绝书》载作“越东山”。当地人却称“峨眉山”。



　　村里有资料介绍说：“峨眉山海拔594米，山势陡峭，挺拔巍峨。沿乡间小道。攀岩登高，但见山上怪石矗立，形态万千，蔚为壮观。四处悬崖峭壁，奇峰幽谷，气势雄伟。远眺会稽诸峰，越州山川尽收脚下。”
　　现今的鹅鼻山不再是“人迹罕至”，但上山的路还是与陆游所说的“苍崖无罅竹鞭逸，崩石欲坠松根络”差不多。我的皮鞋也没有陆游那双“芒屩”适宜登山，有一段路我全靠村书记小尉那只有力的手把我拉上去。他说，他上山只要二十多分钟。

　　终于到了山顶，照片上我手下所按的那块大石，大概就是姚宽所说的“石大如屋”了，陆游说“坡平或可坐百人，峡束仅容飞一鹤”说的都是实情。

　　放眼望去，“会稽诸峰，越州山川”的确“尽收脚下”，可是李斯的碑、范云的诵读、姚宽、莫济、陆游的踪迹终究杳不可寻了。
　　石工在作最后的修饰，拓碑开始了。

　　拓碑的主力是葛国庆。他富有经验，手艺熟练，本来准备拓二张，为我，又特地多拓一张。用的是泾县产较厚的卷装裱背纸。拓碑是力气活，工具又只带了一套，这一天葛国庆是够辛苦的。

　　墨趣会书友金东海也能帮上忙。

　　拓好的宣纸，就在可坐百人的“石屋”上晾干。
　　最后是摄影留念，下山。我们回来走的是另一条较缓的路，走一段休息一段，坐下后真不想再站起来。

　　现存的会稽刻石仿刻，不在鹅鼻山上。元至正元年(1341)，绍兴路总管府推官申屠駉以家藏旧本摹勒，置于府学宫之稽古阁( 今绍兴市稽山中学)。碑高230厘米，文小篆，与《史记》所载字数也不全一致。清康熙(1662-1722)年间又为石工磨去。乾隆五十七年(1792) 知府李亨特嘱钱泳以申屠氏本双钩上石，刘征刻，立于原处。现移于大禹陵碑廊。
作者简介：

朱非 （绍兴书画家） 锁定 朱非，194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自幼学书，临池不辍。楷书学欧，行书学二王、赵、董。擅行楷。现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艺委会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藏委员副主任，绍兴市墨趣会会长。 朱非书法流连传统，不随时风；运笔老辣、干净。六十岁后自成一体。分别在绍兴、宣城、无锡、北京、哈尔滨、萧山、浦江、福州、常熟、温州、通渭、日本等地举办书法展览，并多次为重要景点书写碑文、楹联，颇得行家好评。 已印行的文史作品有《斗门史说》、《斗门之谜》；书法作品有《朱非行书两种》、《春夜宴桃李园序》、《古越龙山碑》、《春山朱墨》、《梦逐晋唐》、《画眉深浅》、《西安都城隍庙碑》、《我写我体》、《兰亭十三跋》、《翰墨书香----朱非、苏士澍金石书法求教展》、《砚馀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