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石刻“来共点”
  • | 2015-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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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新昌)天姥山文化旅游节于10月18日举行,“来共点”佛心讲坛开坛讲座,是本届旅游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大佛寺摩崖石刻——“来共点”的由来一直是不少信众、游客均想知晓的。吴锡培老师从事佛教研究工作多年,他对“来共点”的由来有独到的释解。
  “来共点”,三字凿刻于大佛寺“弥勒内院”门口的石壁上,位于“南无阿弥陀佛”摩崖石刻的左下方,正楷字体,无款,故不知何人何时刻写。“来共点”三字曾引来不少文人、雅士的推测、释义,陈百刚、梁少膺等大手笔均有撰文。对“来共点”的书法艺术,多有赞词,书法家梁少膺在《“来共点”释义》一文中称,“新昌大佛寺摩崖刻石‘来共点’三字,无款。观其书法,用笔厚重,结字秀丽,风格敦厚温让,从容大度,似出清一代学人”。
  何谓“来共点”?从字面义讲,可解释为:“来”,由字析义,即“由彼至此,由远及近”,表示动作的趋向,与“去”、“往”相对,如一路走来。佛教认为,人死后会重新投生,因称转生之世为“来世”,《金刚经》叙“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共”,由字析义,即共同、一道,如共酒食,共同富裕。共相,佛教认为诸法有自、共两相,限于自体的相称“自相”,通于其他事物的相即各事物的共同的相称“共相”,与“自相”相对。如色、受等自体各异,色以质碍为自相,受以领纳为自相,色、受均有为法共有无常性,故以无常相为共相。《俱舍论》称“一切有为皆非常性,一切有漏皆是苦性,及一切法空、非我性,名为‘共相’”。
  “点”,由字析义,在表示数时,可释为细小的痕迹、液体的小滴、少量的饮食,如斑点、雨点、点心。计时时,可释为更点,古代用铜壶滴漏计时,把一夜分为几更,一更分为几点,每次击点或击钟鼓以报时,故现代称一小时为一点钟。在表示某一动作时,派生出许多带“点”之词,如点头、点戏、点缀。大学者汪引之、刘洪在《经传释辞》与《助字辩略》中称:点,即目标也。“点”亦可释为古代乐器,形如小铜鼓,中间隆起,边有两孔,系绳提在手上敲打。古时官署中的云版也称“点”。云版,为一种长条形扁铁片,两端作云头形,故称“云版”,亦称“云板”,旧时官署和权贵之家,都以击打云板为报事集众之信号。《红楼梦》第十三回:“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正是丧音,将凤姐惊醒。”云板在佛教寺院中亦称为“火点”,是报开饭时刻之器,一般挂于斋堂之前,击打云板数下,僧众即可进斋堂用餐过堂。
  新昌大佛寺石壁上的“来共点”三字,据本人之拙见,除以上字面义释之外,尚有更深层次之涵义。
  大佛寺创建于东晋永和初年即公元345年,当时高僧昙光游历来到剡东石城山,坐禅于东崖半山石室即今大佛寺隐岳洞中,创“隐岳寺”。隐岳寺开山比天台山国清寺早250多年,较嵩山少林寺早150多年。同时代,高僧于法兰、于道邃、于法开师徒也来到石城山,建元化寺即今天的千佛禅院;高僧支遁亦来石城山,创立栖光寺。当时隐岳寺、元化寺、栖光寺三寺鼎立,石城山成为走到一起来的东晋高僧大德们的星聚之处,成为中国佛教历史上高僧们共同研习“般若学”的中心地。来自各地的高僧大德,为搞清弄懂“般若经”的深刻含义而共研深探,大家点阅佛典(翻阅视诵佛教经卷典籍)、点击佛理(阐述各自对佛经深奥论理的不同见解)、点颂梵呗(以“点”为主要乐器伴唱佛教音乐)。在有关“般若经”义理的激烈争辩中,遂形成了以竺潜为主创立的本无异宗、以支遁为主创立的即色宗、以于法开为主创立的识含宗、以于道邃为主创立的缘会宗、以竺法蕴为主创立的心无宗、以竺道壹为主创立的幻化宗、以道安为主创立的本无宗。七宗中,本无宗与本无异宗合为一家,其他各宗自成一家,即形成了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般若学“六家七宗”。“六家七宗”中的即色宗、识含宗、缘会宗与本无异宗、心无宗均创立于新昌石城、沃洲;幻化宗的创立者竺道壹曾多次来新昌,与诸宗创立者共同探究、点击、研习“般若”佛理;只有本无宗的创立者道安在襄阳没有到过新昌,故说“六家七宗”中的“五家六宗”在新昌均留有行程轨迹,因此新昌被誉为中国佛教汉化的发祥地。也因此,引来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创始祖——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来到大佛寺,顶礼大佛、凭吊昙光、支遁,初发创立天台宗的宏愿;597年,智者大师圆寂于石弥勒大佛前,故而新昌大佛寺成为天台宗的萌发地,成了日本天台宗佛教参拜团的瞻礼地。
  新昌大佛寺由于历史悠久、雕凿于齐梁年间的石弥勒大佛宝相庄严,故于1983年被列入国务院〔1983〕60号文件公布的全国汉族地区142座重点寺院的名单之中,成为浙江省13座全国重点寺院之一。从地理位置上讲,新昌大佛寺是浙江省13座重点寺院的中心地:新昌向北160公里,有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南下60多公里,有天台山的国清寺、高明寺、方广寺,300公里处的温州有江心寺;东进100公里,有宁波的七塔寺、天童寺、育王寺,渡海至普陀山有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
  近几年来,大佛寺、栖光净院、千佛禅院等重现辉煌,刻有“来共点”的新昌大佛寺名声远播,成为当今海内外佛教信众、游客雅士的向往之地。
  今天,新昌举办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新昌)天姥山文化旅游节”,在新昌大佛寺栖光净院设立“来共点”佛心讲坛,由高僧、学者开讲佛学经典、佛教文化,重现当年如大佛学家赵朴初先生所说的“大家来此共同点头礼敬”,诵念佛经、释解佛理、弘扬佛法、倡导“六和”、营造和谐氛围之盛况。“来共点”佛心讲坛的开坛,必将引来众多佛心充满、德性高洁的僧众、信众,共聚石城山下,点阅佛典、点击佛理、点颂佛音。


“来共点


来共点”,三字凿刻于大佛寺“弥勒内院”门口的石壁上,位于“南无阿弥陀佛”摩崖石刻的左下方,正楷字体,无款,故不知何人何时刻写。“来共点”三字曾引来不少文人、雅士的推测、释义,陈百刚、梁少膺等大手笔均有撰文。对“来共点”的书法艺术,多有赞词,书法家梁少膺在《“来共点”释义》一文中称,“新昌大佛寺摩崖刻石‘来共点’三字,无款。观其书法,用笔厚重,结字秀丽,风格敦厚温让,从容大度,似出清一代学人”。


新昌大佛寺摩崖刻字(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提供)
何谓“来共点”?从字面义讲,可解释为:“来”,由字析义,即“由彼至此,由远及近”,表示动作的趋向,与“去”、“往”相对,如一路走来。佛教认为,人死后会重新投生,因称转生之世为“来世”,《金刚经》叙“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共”,由字析义,即共同、一道,如共酒食,共同富裕。共相,佛教认为诸法有自、共两相,限于自体的相称“自相”,通于其他事物的相即各事物的共同的相称“共相”,与“自相”相对。如色、受等自体各异,色以质碍为自相,受以领纳为自相,色、受均有为法共有无常性,故以无常相为共相。《俱舍论》称“一切有为皆非常性,一切有漏皆是苦性,及一切法空、非我性,名为‘共相’”。
“点”,由字析义,在表示数时,可释为细小的痕迹、液体的小滴、少量的饮食,如斑点、雨点、点心。计时时,可释为更点,古代用铜壶滴漏计时,把一夜分为几更,一更分为几点,每次击点或击钟鼓以报时,故现代称一小时为一点钟。在表示某一动作时,派生出许多带“点”之词,如点头、点戏、点缀。大学者汪引之、刘洪在《经传释辞》与《助字辩略》中称:点,即目标也。“点”亦可释为古代乐器,形如小铜鼓,中间隆起,边有两孔,系绳提在手上敲打。古时官署中的云版也称“点”。云版,为一种长条形扁铁片,两端作云头形,故称“云版”,亦称“云板”,旧时官署和权贵之家,都以击打云板为报事集众之信号。《红楼梦》第十三回:“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正是丧音,将凤姐惊醒。”云板在佛教寺院中亦称为“火点”,是报开饭时刻之器,一般挂于斋堂之前,击打云板数下,僧众即可进斋堂用餐过堂。
新昌大佛寺石壁上的“来共点”三字,据本人之拙见,除以上字面义释之外,尚有更深层次之涵义。
智者禅师像


智者禅师像(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提供)
大佛寺创建于东晋永和初年即公元345年,当时高僧昙光游历来到剡东石城山,坐禅于东崖半山石室即今大佛寺隐岳洞中,创“隐岳寺”。隐岳寺开山比天台山国清寺早250多年,较嵩山少林寺早150多年。同时代,高僧于法兰、于道邃、于法开师徒也来到石城山,建元化寺即今天的千佛禅院;高僧支遁亦来石城山,创立栖光寺。当时隐岳寺、元化寺、栖光寺三寺鼎立,石城山成为走到一起来的东晋高僧大德们的星聚之处,成为中国佛教历史上高僧们共同研习“般若学”的中心地。来自各地的高僧大德,为搞清弄懂“般若经”的深刻含义而共研深探,大家点阅佛典(翻阅视诵佛教经卷典籍)、点击佛理(阐述各自对佛经深奥论理的不同见解)、点颂梵呗(以“点”为主要乐器伴唱佛教音乐)。在有关“般若经”义理的激烈争辩中,遂形成了以竺潜为主创立的本无异宗、以支遁为主创立的即色宗、以于法开为主创立的识含宗、以于道邃为主创立的缘会宗、以竺法蕴为主创立的心无宗、以竺道壹为主创立的幻化宗、以道安为主创立的本无宗。七宗中,本无宗与本无异宗合为一家,其他各宗自成一家,即形成了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般若学“六家七宗”。“六家七宗”中的即色宗、识含宗、缘会宗与本无异宗、心无宗均创立于新昌石城、沃洲;幻化宗的创立者竺道壹曾多次来新昌,与诸宗创立者共同探究、点击、研习“般若”佛理;只有本无宗的创立者道安在襄阳没有到过新昌,故说“六家七宗”中的“五家六宗”在新昌均留有行程轨迹,因此新昌被誉为中国佛教汉化的发祥地。也因此,引来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创台祖——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来到大佛寺,顶礼大佛、凭吊昙光、支遁,初发创立天台宗的宏愿;597年,智者大师圆寂于石弥勒大佛前,故而新昌大佛寺成为天台宗的萌发地,成了日本天台宗佛教参拜团的瞻礼地。
新昌大佛寺由于历史悠久、雕凿于齐梁年间的石弥勒大佛宝相庄严,故于1983年被列入国务院(1983)60号文件公布的全国汉族地区142座重点寺院的名单之中,成为浙江省13座全国重点寺院之一。从地理位置上讲,新昌大佛是浙江省13座重点寺院的中心地:新昌向北160公里,有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南下60多公里,有天台山的国清寺、高明寺、方广寺;300公里处的温州有江心寺;东进100公里,有宁波的七塔寺、天童寺、育王寺,渡海至普陀山有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
近几年来,大佛寺、栖光净院、千佛禅院等重现辉煌,刻有“共来点”的新昌大佛寺名声远播,成为当今海内外佛教信众、游客雅士的向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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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大佛寺众多的摩岩石刻中有“来共点”三字,处大佛寺二山门左边岩壁上。游人注目而不得其解。考诸大家,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笔者以为,“来共点”三字应该出典于南宋诗人许及之《净社山中即事诗》,见于民国敬乡楼丛书本《涉?集》卷十六,兹录于下。
其一:拾得闲身傍佛庐,吟边不解着工夫。晚来好处无人领。净社山中闻鹧鸪。
其二:家童裹饭就僧家,饭了僧来共点茶。听雨轩中无一事,蔷薇却有旋开花。
“点茶”一语,多见于宋人诗文。扬之水《两宋茶诗与茶事》、卜庆华《话说斗茶》二文根据古人记述对此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依据扬、卜的文章可知,由语境的不同,“点茶”一语有多种相关联却有差别的含义。
点茶是用开水冲、泡茶,为烹茶时一个动作名称;也是两宋盛行的“斗茶”活动中的一个程序;同时也是与“煎茶”相对而言的烹茶方法。而在诗文中常见的“点茶”,则往往是主人待客的茶事通称。
两宋以降,“点茶与点汤成为朝廷官场待下之礼,多见于宋人笔记。……薛瑞兆《元杂剧中的‘点汤’》,亦论及宋代情景,认为,设茶点汤的礼节盛行于宋,并流传到北方的辽金,只是次序更改为‘先汤后茶’。……”(见《两宋茶诗与茶事?点茶与点汤》)故我们认为,一般所说的“点茶”待客,在主人,与“奉茶”义似,在客人,则与“品茗”、“品茶”或“瀹茶”、“瀹茗”意同,指比较高雅的茶事。
在佛寺,僧人常以点茶待客,这在《五灯会元》中也多有记载。宋时,日本高僧成寻来参拜佛教圣地天台山和五台山,每到一寺,住持必以“点茶”敬之。由天台山往五台山途经新昌大佛寺时,新昌大佛寺的住持也同样“点茶”招待这位友好的日本客人。(见成寻《参天台山五台山记》)
士人也爱到寺院享受僧人点茶,称之为“僧茶”。南宋右丞相郑清之《湖上口占》(民国四明丛书本《安晚堂集》卷九)云:“野径遍穿人借问,僧茶旋点客先尝”;大诗人陆游《雪歌》亦云:“扣门方拟贳邻酒,篝火更欲寻僧茶”。士人到寺“寻僧茶”,其意当不在饱口福,而是为享受难得的清静,即所谓“又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更为主要的,则在借此与高僧一起参禅悟道。对人生终极哲理的探讨,儒佛殊途而其致归一。士人与僧人坐而论道,茶事为之载体而已。寻僧茶,即为参禅悟道之意。


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来共点”的出处,也就容易对摩岩石刻“来共点”三字的辞义作出解读:僧茶。
石刻“来共点”的作者,是运用了“藏词”修辞方法。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对“藏词”一格有过精详的论述。先生认为,所谓“藏词”,是指要用的字词(本词)已经在人们熟悉的语言之中,运用的时候,把本词隐过不提,单将这为人们所熟悉的语言中别的部分用在话语中来替代本词。
本词在熟语中的前部分,话语中用了后部分隐去前部分的叫“抛前藏词”或“藏头词”。如孔子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后人便常以“而立”二字替代“三十(岁)”,“不惑”替代“四十(岁)”“知命”和“耳顺”分指“五十(岁)”、“六十(岁)”,这就是“藏头”的修辞法。


本词在熟语中的后部分,话语中用了前部分隐去后部分的叫“歇后藏词”,或称“藏尾词”。如《历代笑话集》中转载清人褚人获《坚弧二集》中一个寺院僧人与士人以歇后语互嘲的有趣故事:
吴中黄生相掀唇,人呼为“小黄窍嘴”。读书某寺中,一日,寺僧进面,因热伤手忒地,黄作歇后语谑之曰:“光头滑??,光头浪??,光头练??,光头勒??。”谓“面汤腆忒”也。僧亦应声戏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张八??。”盖隐“小黄窍嘴”四字。黄亦绝倒。(清褚人获《坚瓠二集》一)
黄是将“面汤腆忒”拆开成四个单字,分别藏于前面四句话末,本应说“光头滑面”却只说“光头滑”来代替“面”,其他各字和后面四个字都与此相同。而僧也真是“反唇相讥”,将“小黄窍嘴”分隐于“七大八”等四语中,因其谐谑而敏捷,故黄不以为忤而“绝倒(大笑)”。从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知道,古时的士人和僧人,多有熟识“藏词”一格者。
也有“藏腰”的,是藏去的本词在一句话的中间。如韩愈《符读书城南》中“岂不念旦夕,为尔惜居诸”中的“居诸”,出自《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这里用来代替“日月”,是同时用了“藏头”(日)和“藏腰”(月)。
新昌大佛寺的石刻“来共点”,则是同时使用了“藏头”(僧)和“藏尾”(茶),表明了作者的意愿:我欲品僧茶??来此参禅悟佛理。可见,“来共点”正是新昌源远流长的佛茶史上的重要印记。


(梁法标撰文,原载《越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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