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是从齐鲁大地走出来的国画大师，也是独具面貌的书法家。他的书画作品具有浓郁的金石之美。
日前，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李苦禅纪念馆、李苦禅艺术馆主办的“苦禅金石缘——李苦禅先生收藏金石碑铭拓本与题跋展”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
据悉，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关于金石文化研究的特展。
毕生搜集拓本“金石元素”入画
李苦禅(1899-1983)原名李英杰、李英，字超三、励公，师从徐悲鸿、齐白石，是中国近代大写意花鸟画宗师、美术教育家。他是继宋代法常、明代徐文长、清代八大山人和吴昌硕与近代齐白石之后又一位统领时代风范的大师。其爱国精神、刚毅性格与“一洗万古凡羽空”的雄鹰意象，在青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页。
此次展出的金石碑铭拓本与题跋展品近百件，作品的时间跨越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清数个朝代，从这些珍本与李苦禅的题跋和论述中可以让人们体会到金石之美。
李苦禅的人品与艺品是诸多元素的总和。其元素固然很丰沛，其中有一方面却似乎被人们所淡漠，这就是苦禅艺术的“金石元素”，以及与之不可分离的“金石魂魄”。
“金石学”原本萌于汉唐，是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金石学的兴盛丰富了中华传统的人文环境，而新的人文环境又陶冶出一些新的人才。金石学的空前丰厚也滋养了传统画坛，令书画家从中汲取了可贵的新元素，文人写意画由此而为之一变，出现了一些具有“金石魂魄”的新书画家，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
据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介绍，齐白石曾3次提出，要弟子李苦禅学习篆刻，但都被李苦禅婉言回避了。事后，李苦禅说：“以铁笔篆刻融金石之美入画，吴、齐两位已达高峰，再走这个路子是绝不会超过两位老前辈的，其实白石老师鼓励弟子‘勿学其手，而要师其心’(白石题画句有‘人也学吾手，英也夺吾心’，英即李英——苦禅)。”既然要“师其心”，就可以从更广阔的路子来体会金石美，从搜罗各种金石拓本来融金石美入于书画。
不练习书法不要当画家
李燕先生说，苦禅老人平生极其重视搜集整理金石拓本，虽历经劫难，仍矢志不移。经过“文革”之后，家中剩下的还有不少，如果把它们都装裱起来，恐怕中国美术馆的圆厅再加上几排平展柜也展不下。
苦禅老人一生无论走到何地，凡有古人画刻处，无不仔细观瞻其书法、金石艺术。
他研习“金石美”的启示可从苦禅先生的题跋和论述中窥见一斑。
苦禅老人说：“西方的绘画就是‘画画’，而中国画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叫‘写画’，尤其是写竹，就是通过‘书法的手段过程美’来描绘你所喜爱的自然形象，而且这个自然形象加进了你主观的取舍，变成了‘意象’，这就形成了写意画。画中国画，特别是写意画，你如果不练习书法，不懂得书法艺术里的美，你就不要当中国画家，更不可能当写意画家。因此，文人画家非常强调书法艺术，特别欣赏草书艺术，因为它最能表达人的感情过程。”
白石老人用一支笔连画画带题字，浓淡干湿，一笔到底，书中有画意，画中有书意。所以，苦禅老人总结出一个道理：书画尽管同源，但是分流之后它们的关系是：“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他应该是中国美术史上坚持临碑摹帖时间最长的画家，到他八十岁的时候，每天中午起来还在那里摹碑、摹帖。有一次历史学家张守常来拜访时问他：“苦老，您这么大的名气、这么高成就了，怎么还做这小学生的功课?”苦禅老人回答说：“我总感觉自己还不够。”他一辈子总是很谦虚，常说书越读越觉得自己无知，书到用时方恨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更不足。
去世前六小时还临摹字帖
李燕说，在苦禅老人去世前的六个小时，他才放下了毛笔，这支笔恰恰不是画画的笔，而是临摹字帖的笔。他临摹的最后一本字帖是孙过庭的《景福殿赋》。他晚年临帖用过的元书纸积累起来大概有一立方米。有的碑帖还记着临了多少通，就像小学生的功课一样认真。因此，在他的绘画生涯里，非常注重临摹碑帖。20世纪60年代临写《好大王碑》，在他的画里面就有这种碑的气韵，但他有自己的学习方法，认为不要死临，要多读帖，要对比多种字帖来读，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特点。这是讲的“墨迹”。在碑里面，广义地说属于金石艺术，从甲骨、钟鼎拓片，到各种摩崖石刻等，它经过自然剥蚀以后，形成了一种金石美，等于人和大自然合作的产物，是天人合一的大中华之审美独创，所以这是不可不看、不可不摹的。
苦禅老人用一生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些国画书法的后学们要主张多读碑帖，然后再摹，而不要一味地去临摹，死临摹不行。他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不读帖、不临帖、不研究中国金石碑帖之美，不配做一个中国画家。
要元素 更要灵魂
李燕先生说：“此次展览是一个既古又新的特殊展览，它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到做一位真正的中国书画家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国学修养元素，更要明确诸元素的有机融合绝不是表面符号式的装点，更不是猎奇似的‘装置’，而是要展现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价值——‘要元素，更要灵魂’。”
文化底蕴是根基
“先父苦禅老人讲过：‘我中华文化是一个大的整体(如今称大体系了)。仅画画是小道，因为比画高一层的有书法艺术，比书法艺术高的有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歌赋曲等等，再高一层的是音乐，古代有无弦之琴、无声之乐，乃哲理音乐。最高一层是老、庄、禅、易、儒中的哲理。反之，如果以绘画之上的诸层文化修养来统领绘画，则画就高了。没有这些修养的画，其文化底蕴就薄，薄如宣纸，薄如钞票。’”李燕先生说。李苦禅认为，金石美是人师法于自然而又超越于自然的一种审美追求。金石文字虽多历经风雨泐蚀，但历久弥新，内涵深刻隽永，是数千年前古人用笔和自然剥沥共同创造的美。他时常摹写金石拓本，自创了一种独具金石韵味的书画。
他在题跋中写道：“后碑泐甚，不可辨……如常读之，加以体会，一似败壁陈纸，久审观之，山川峰峦，来龙去脉，幻变如真，陈于目前胸次矣!习此帖者何独不然?”(跋《高灵庙碑》)
“古碑，尤其摩崖，年远日久而字画石痕岂无漏迹?真珊瑚枝、金刚画矣!且石经风雨蚀，宛然山水画，可宝也!”(跋《汉鄐君开道记》)
同时，他也从中探索中国书法发展的种种脉络。如跋《鲁孔子庙之碑》：“此碑微兼篆隶，亦字体变通之特出者。笔画灵活，构造自然，如天真小儿，行止无定。习此碑者宜与《曹子建碑》列为一门。”
又跋《龙门二十品》：“六朝人能造新字，是其优越处。盖字不新即乏艺术性。如狂草变化万端，风雷电掣，蛇龙幻化者是也。若下笔规正排比演算子，则八股文字及书生抄经矣!”
从上述题跋中，可见苦禅先生对金石研究的深厚功力。
妙手偶得中山国石刻
在金石拓片中，《中山国石刻》是苦禅老人最喜欢的拓本之一。该石刻又称监罟刻石，是秦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之前中山国当时所使用的文字，1976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文字刻于天然的河卵石上。对于此石刻年代，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它略早于“中国最早石刻文字”——石鼓文;另一种认为它略晚于石鼓文。
李燕先生讲述了这副拓片的来历：“1977年前夕，我正在石家庄干校接受再教育。我忽然听说旁边有个公社，它仓库里有一批石头，是当地的农民献出来的，上面有字。当时我就一激灵，这是过去春秋时代中山国的旧址啊。这地方石头上要是有字，一定是先秦时代的。那将会出现一块可以和《石鼓》并驾齐驱的石刻文字。因为从小受的家庭教育，我才感受到它的价值。当时我亏了认识一个部队的同志，他在星期天找到一辆吉普，开到那去。事先我做了拓印的工具，全套都预备齐了。到了后就抓紧时间去拓了10份拓片，其中有6份效果比较好。我的这些中山国石刻拓片成了珍贵的初拓本，该石刻铭文共19个字。后来我将此拓本交给家父苦禅老人过目，老人把玩了很久，作了如下题字：‘此石近发现于河北平山县，系古春秋时代中山国之石刻，或更早。燕儿拓数纸，此其一也。丁巳(1979年)春正月苦禅题。’不久，我就汇报给当时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又汇报给谷牧同志。他们都很重视我谈的这一事情。现已陈列于故宫博物院展厅，此石刻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高丽还是高句丽
“苦禅老人在临碑铭的拓片过程中就开始注意这些文字，就发现这里面包含了有些我们历史上缺如的东西。比如说这个《高(句)丽好大王碑》，一个大的碑，由7米高的火山石做的，它是中国晋朝时期的。”
李燕说，这是晋朝时期的一个地方政权高句丽，高句丽王414年立的这个碑，一看有魏碑的味道，又有隶书的成分，还有篆书成分，而且还有章草的个别的笔法。这就是书法的意义，文字演变历史，但它里面记录的历史却填补了我们正史的一些缺如，它牵扯到当时中国以及我们邻国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还有当时没统一的日本国，叫倭国。倭国侵入朝鲜半岛之后，中央政权派高句丽王，带着三万铁骑去打倭寇，打完了之后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驻地，他414年立的碑，到光绪年间才发现。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后来苦禅老人找到这个，一个缩小本拓本，上面印的东西出版社都不懂得，写成《高(句)丽好大王碑》，他说：“这个不行，这是个大错误，大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会影响到我们现实的一些问题，在这里不便细讲，后来国家非常重视，现在形成了“好大王碑”的专门研究学，就研究与这个碑相关的一些历史，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很大的力量，出了一些书，应该说我们中国学者对这个碑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有根据而不是臆造的，所以就是说看这个石碑，它不是在说字写得多好，看字多漂亮，不是这个意思，它有好多重意思，这个碑相当典型。
马谡败在谁手?
李燕先生说：“比如咱们都很熟悉马谡的《失街亭》，一般都说马谡败在司马懿手里。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马谡不是败在司马懿手里。我们从留下的三国时代的《曹真将军残碑》里面，就能找到历史的线索。尽管它是一块残碑，但是它是唯一留大名鼎鼎‘诸葛亮’三个字的这么一块残碑。因为周围的文字能够披露出来的一些历史事件，所能参与这个历史事件的人是谁呢?原来是三国魏的上将军曹真，他的属下把马谡打败了。”
李燕接着说：“这个碑上面有诸葛亮几个字。然后上面是蜀国，但是中间抠掉了一块，为什么抠掉。如果是再早一点的拓片，还有有关它的记录，上面是个‘贼’字——‘蜀贼诸葛亮’，那念起来就是蜀贼诸葛亮。这是站在曹魏的立场上，他当然把敌人称为贼了。这个碑的残断处茬口很清晰，而且从旁边这个字居然没有风化来看，这个碑埋在地下很晚才被发现。可能老百姓发现以后，大家都很崇拜诸葛亮，一看是曹魏立的，还骂诸葛亮是贼，给砸碎了。砸碎以后，其他那些石头都不知上哪去了。这块石头已经在故宫收藏。我在故宫石刻馆，曾经瞻仰过这块石头。可是由于碑帖商的罪过，他拓一次就凿掉一个字，拓一次就凿掉一个字。这样，他拓的帖就值钱了。所以现在故宫存的这块石碑，上面的字大部分都残了。就这么一块残碑，你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它很美，从史学的角度上来说，它可以补充、印证我们的一些历史记载。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有不同的收获。还有我们文字的发展过程，我们汉字里怎么还有圈啊，这不规范，因为这个时候，还没形成我们现在规范的楷书，那是唐宋以后。”
